中俄政治文化比较.pptVIP

第三，俄罗斯的超级大国地位不再，但其强烈的大国心态却一如过去。 自战后苏联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以来，俄罗斯民族的大国心态急剧膨胀。苏联的解体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国际态势。但俄罗斯民族强烈的大国心态并未消失，重新成为世界大国一直是俄政府的战略目标。 1994年2月，叶利钦提出了以“恢复大国地位”为核心的外交战略总目标。普京执政后也明确将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形象作为努力的方向，他在2000年7月的国情咨文中指出，“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 第四，俄罗斯文化的宗教色彩已大大淡漠，但宗教式的救世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苏联在70多年间对宗教进行了严厉压制，东正教逐渐淡出俄罗斯的社会政治舞台。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出现了明显的“回归”和“复兴”，但宗教的作用被限定在非常狭小的空间。 然而，东正教社会地位的下降并未消除俄民族对自身使命的宗教式观念。当代俄罗斯政治哲学家A·巴纳林声称：“俄罗斯是我们这个星球的中心，这不仅是从地缘角度上说的，而且也是从历史角度上说的。它不仅是东方与西方在空间意义上的连接点，而且是其在形态时间意义上的连接点。” 第五，个人主义得到了极大发展，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依然是俄罗斯民族意识的主流。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激进的西方化改革，俄罗斯的个人主义意识有了很大发展，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性张扬成了众多俄罗斯人的重要诉求。 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仍是俄罗斯的主流意识，对民族、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关注远高于对个人权益的关注。不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方派，都把民族和国家的强盛、威望与荣耀视为最高目标，“它们共有一颗心脏，其中涌动的是对俄罗斯的爱”（赫尔岑） 他们认为，民族、国家、集体及其活动是俄罗斯历史进程的主导力量，是俄国历史的神圣遗产。一方面，俄罗斯人普遍倾向于将个人的安全、解放和幸福寄托于集体、民族和国家，缺乏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个人对集体、民族和国家总是持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和驯顺态度，甘愿为其付出一切。 第六，当代俄罗斯外交出现了全方位发展的趋势，但东西方外交仍是其主线，西方外交仍是其重点。 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重构和重新认识西方世界的新背景下，俄罗斯外交政策经历了从向西方“一边倒”到“双头鹰”，再到全方位发展的过程。 经过不懈努力，俄罗斯的外交舞台已扩大到世界各地，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显著提高。但东西方仍是俄外交的主要方向，东西方外交仍是决定俄统一、安全和重新崛起的根本因素。 4.关于中俄关系的文化思考 自17世纪中俄两国关系正式形成以来，它的每一步发展和演变无不受到两国文化的影响。总体上看，中俄关系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是一种不平等的侵略与被侵略、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中方明显处于劣势。这既缘于中俄两国实力的不平衡，也与两国文化的影响有关。 目前的中俄关系在两国关系史上是较罕见的，即总体上平等、友好，但又不结盟。促成这种关系的动因，除了冷战后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国际战略环境的改变以及彼此日益增强的战略需求外，两国文化的影响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首先，共同的权威主义文化特征深刻影响了中俄关系发展的模式和速率。中俄关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两国领导人（尤其是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协议与合作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只要领导人之间达成一致，国家关系便会迅速提升。 其次，在冷战结束以来俄实力急剧衰落、中国迅速崛起、两国国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中俄两种文化的表现发生了某种契合，从而推动了两国平等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软性文化的影响不断上升，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而俄罗斯刚性文化的影响则不断下降，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小。受其影响，中国开始比以往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俄罗斯则对外展示了更多的和平、妥协和平等意向。 在中俄关系方面，中国并没有利用自身实力增强的有利形势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向俄罗斯施加压力，相反却做出了重大让步，展示了中国文化友好、宽容、忍让的特质。而俄罗斯也以过去少见的妥协和平等的姿态对待中国，并在一系列领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积极的帮助。这为中俄间的互信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两国平等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第三，俄罗斯文化的两极性、矛盾性及其民族性格的非理性、极端性在外交实践中常常表现为战略方向选择的左右摇摆和对外决策的多变、善变，而且往往违反常规和极具冒险性，中俄关系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不确定性。普京“一切以俄罗斯利益为转移”的国家政策增加了上述摇摆的几率。受此影响，中俄关系也呈现出某种不确定性。 第四，天然的不安全感、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严重影响了俄罗斯对中国的认识，并制约着中俄关系的发展。面对近几十年中国国力的快速发展，俄罗斯人心态复杂、观点不一，在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主张。 第五，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