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城市中社区管理与政府治理的边界研究(论文资料).docVIP

当前我国城市中社区管理与政府治理的边界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突显。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中，必须加强社区合理界定政府、社区在社区中角色形成政府管理功能与社区自治功能分工合作、互为补充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政府与居民自治的有机结合，以人为本、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良性机制整体推进社区，促进社和谐。 在社区关系重塑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要理顺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的沟通机制与回应机制。居民参与社区居委会及社区事务，就是参与政治（即选举的政治）。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片区设置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做法，使得社区自治组织在收集到居民意见之后，有了一个良好的沟通渠道，即通过人大代表向政府反映民意，居民与政府进一步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政府对居民问题的回应机制。这也为我们在现实当中如何进一步理顺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的沟通机制与回应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二是慎防社区自治变成居委会管理，即居委会不根据社区居民或居民代表的意愿办事，仅由居委会自行决定社区内所有公共事务。社区居民集体决定社区内的公共事务， 是社区自治的应有之义，居委会的作用仅仅是组织居民采取有效的方式，就社区内的公共事务进行集体商议、决策，而不是居民选出居委会后，居委会就包揽社区内的所有事务，这个认识上的偏差必须防止。一旦居委会包办社区内的所有事务，就意味着社区自治被居委会管理所取代，这与社区自治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实质上还是“家长式”的管制。 三是居委会要完全放下行政事务的包袱。长期以来，居委会的行政化使人们怀疑其能否祛除已经形成的弊端，回到其应有的位置。而且，从经验来看，居委会有向行政化重蹈覆辙的可能。在改革过程中，决不能因为遇到了一些问题，就让居委会重新介入行政事务，这就需要制定法规来严格规定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各自的职责范围。当然，在条件不具备，如群众在生活上高度依赖政府的地方，可以适当延长社区居委会与工作站完全分开的时间，因为政府和居民之间需要一个缓冲机制——一个能连接双方的桥梁。 四是政府各部门在处理社区事务时要转变观念。居委会回归自治组织后，要履行其作为自治组织的职能。但是在现阶段，政府和居民对改革后的居委会的理解还停留在过去的认识上。据了解，目前很多政府部门在出具一些证明时，视社区工作站的盖章无效，仍需要居委会盖章。这实际上从实践层面说明，在“居站分设”后的短时间内，政府各部门仍然没有摆脱传统观念。要实现居委会改革后真正向自治组织转变，就必须改变政府的观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整体上改变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五是重新定位社区工作站与街道办事处的地位。由于城市的急剧扩张，政府的管理重心下移，街道办事处的职能急剧膨胀，实际上使街道办事处具有了一级“准政府”的地位。笔者认为，虽然目前还不能取消街道办事处，但随着社区工作站在社区地位的巩固，将来街道办事处可取消，由社区工作站来承接其行政职责，使政府职能部门延伸至社区，由此建立起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城市管理新体制。另外，社区工作站要切实承担起政府在基层的行政任务，就必须明确其法律地位，因为街道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是不宜再派出工作机构的。 二、公共管理改革潮流所提供的经验比较 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社区自治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社区自治结构是不同治理主体依靠资源进行互动的、以地域为基础的相互作用模式。社区自治主体包括居民、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内非政府组织、社区党组织、政府组织、社区外非政府组织、市场组织、辖区单位等。社区自治发展的动力既可来自政府，也可来自社会，还可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合作。围绕这三种取向，学术界提出了强政府、强社会的政府主导型、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混合型、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三种治理模式，在实践中亦相应形成了上海模式、江汉模式、沈阳模式等具有代表性的模式。 (一)强政府、强社会的政府主导型的上海模式 这一模式主张政府应向街道办事处赋权、分权，强化街道办事处在管理地方社会中的权力，将街道建成一级政府。街道政府是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策划者、协调者和执行者,但迫于管理的艰巨性、复杂性，它不得不被动地向社会放权,吸纳社区力量参与社区的管理。 朱建刚学者在对上海五里桥街道权力变迁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曾指出,从1949年至今,街区权力经历了一个由虚拟状态向一级政府实体化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促进了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的建设。而当前社区内政府的权力也并未按人们通常认为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缩小，相反，较之以前街区权力正在强化,由此进一步促进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方式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过渡。但他同时又指出,街区行政权力在重组的同时也存在着向社会分化的趋向，权力中心正在由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