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价值比较-----第二章》.docVIP

第二章 人类文明的曙光——中西文化寻根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是人类在干百年来的生存斗争中不断创造的果实，也是人类不断摆脱自然控制走向成熟和自由的标志。然而，人类社会每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都有自己赖以滋生的土壤，也各有其成长、发展、走向成熟的不同条件与机遇。这一文化多元发生的事实早已为众多的历史资料和考古成果确证。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一论断今天已成为大多数文化学者的共识。而在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与西方这两大气质迥异的文化系统中，这种由基础条件的差异给文化面貌的形成带来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当我们试图把握这两种文化的主要特质时，便不可不首先对它们作一番追根寻源的历史考察。 推动或制约不同民族文化创造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古往今来的许多学者都把地理环境乃至气候的作用排在首位，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近代的孟德斯鸠、黑格尔，到现代欧美的著名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如汤因比、伯恩斯、亨丁顿等都曾对此有过各辟蹊径的论述。例如，希波克拉底早在公元前5世纪便提出：“人类的人相学可以分为树木茂密和水源充分的山岳型，土地贫瘠的缺水型，草地沼泽型，开阔的排水良好的低地型。”而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绪论中对“历史的地理基础”作了更为充分的阐释。他指出助成民族精神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因为人类觉醒的意识是完全在自然界影响的包围中诞生的。他写道：“我们既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做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这种关于人地关系的思考和讨论后来成为现代人文地理学的中心课题。尽管我们并非环境决定论的赞同者，但我们仍认为，不同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功能需求的差异是造成人类群体各别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精神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一种文化开始形成的阶段，海滨、沙漠、草原、大河流域等不同的地理地貌及气候条件的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不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有某一地域与周边环境的联系都可能直接影响到某一文化的发展方向。当然，当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文化中日趋成熟的人的心理因素便可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逐步形成自觉的文化选择。正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自由与文化》中指出的那样：“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中，文化条件简直就像生理条件一样，影响并决定人的意志。文化条件被视为‘自然’的现象，它们的变动反而被认为违反自然。等到后来，文化条件才被认为多少是人类心智活动的结晶。”不过即使是到了这样的自觉发展阶段，文化成长仍会在无形中受到特定自然条件的某种程度的制约。 鉴于上述认识，我们把对中西文化所处的自然背景的考察作为文化探源的开端。在本章中，我们将通过对中西文化不同的地理基础，外围历史文化环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经济模型与社会组织形式的比较，探寻形成中西民族不同文化精神的内在依据。 第一节 河的赐予与海的磨砺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发生有着各不相同的自然地理基础，不过对于这种地理差异所产生的文化效应却有不尽相同的解说。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分别归结为“南道文明”与“北道文明”，他认为：“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而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则把对文化产生影响的主要的地理因素概括为三种类型：1．干燥的高地和广阔的草原；2．巨川大江流经的平原流域；3．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按照这一划分，他把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埃及这几个古老文明发祥地的地理环境均归为大河所灌溉的平原流域，而欧洲文化的源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则显然是海岸地域环境孕育的产儿。尽管黑格尔对中西文化特征的论述含有不少武断的偏见，但他对不同历史文明地理差异的分析却为我们研究中西文化的自然背景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一、中华文化的自然基础 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成果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向我们证实，古老的中华文化是东亚大陆上多源头、多方向、多民族的不同文化价值融合凝聚而成的结晶。元谋猿人、北京人、丁村人、蓝田人、柳江人、马坝人、河套人、哈尔滨人、资阳人等原始人类化石告诉我们，早在数万年前，我们祖国的广阔疆域内就出现了人类的身影，而以彩陶、几何印纹陶和农业的产生为标志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则在北起黑龙江、内蒙古，南到广东、云南，西达新疆、西藏，东至浙江、山东半岛和台湾，几乎遍布整个中国版图的广大地区不断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