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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浪费主要靠道德约束 张义超 浪费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1、物质的丰富；2、意识的淡薄。物质方面，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变化，过去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日渐远去，丰衣足食的生活开始成为时代主旋律，物质的极大丰富让个人的挥霍可以毫无顾忌，这种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为浪费提供了温床。意识方面，享乐主义、贪腐之风、攀比之心、从众观念如魔咒般支配人们去挥霍无度，它们麻痹了人的敏感神经，让人在面对浪费行为时熟视无睹。反对浪费，要从这两个原因入手：1、反对物质的丰富；2、反对意识的淡薄。物质的进步是历史的必然，不可逆，其客观性决定我们只能尊重，所以在反对物质丰富方面寻求解决之道是死路一条；反对意识的淡薄，即反对浪费意识，增强节约意识，享乐主义等皆为内心懒惰、奢靡在作怪，是可抑制的，从人的内心出发，探求浪费行为的原始初衷，在人思维根源处将浪费恶念铲除，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浪费的本质是一种由人内心懒惰、奢靡、享乐、攀比形成的观念，浪费行为是这种观念驱使下的行为，所以反对浪费现象，必须从人的观念出发，从人的内心出发，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共识出发。 道德与制度都是约束浪费的手段，道德约束是从人的内心出发，遏止恶行的原念，以人们共同形成的荣辱观为尺度，从根源处预防浪费；制度约束是从人的行为出发，以强制手段遏制人浪费行为，这多表现在浪费风气形成了浪费现象后的一种惩罚措施。在反对浪费方面，两种手段哪个更为主要呢？我们必须设定一个比较标准，比较的前提是两者都存在，缺少一方的比较是伪命题，常识性判断反对浪费问题，会考虑这几个维度：1、可行；2、效果；3、长远。不妨把它们作为标准。 首先，可行性方面。浪费现象发展至今，我们已经不能单单把它看成是一种“行为”，“艰苦奋斗”的日子离我们远去之后，浪费的个体行为已然发展成社会性的群体行为，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考虑这种行为如何出现时，我们不可以仅从行为本身出发，用以恶制恶的方式去解决，而应探究人们行为背后的原始动因是什么，那就是人内心的惰性、享乐与攀比，如何解决？以道德意识循循善诱，以荣辱观念约束引导，才可消减惰性、规避享乐、杜绝攀比，提倡艰苦奋斗，从而达到扼杀浪费行为原念的效果，在国家层面，提倡“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八项规定”的勤俭节约美德，在全民中间掀起节俭之风，在学校，老师以师德师风身体力行引导学生杜绝浪费，在家庭，父母谆谆教诲，让孩子从小懂得珍惜来自不易的劳动成果，做到如此，在道德层面改善浪费现象是可行的；如果用制度为主要手段来解决，又会怎样呢？社会契约中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却无妄不在枷锁中”为达到群体自由的目的，用一些制度来约束行为是必要的，比如财政制度、产权制度，这些道德无法调和的事情需要制度来配套解决。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一种社会现象被编入制度，需要满足三点要求：1、内容可衡量、标准化、条款化；2、被入制度的行为已经达到非制度不可极致程度；3、建立制度即可解决问题。我们逐条来看，如何界定什么是“浪费”？元宵节四处张灯结彩，城市耗电量是平常日子的数倍，这是合理消费还是浪费？一个瘦子洗澡比一个胖子洗澡还多用5升水，瘦子算不算浪费？花几十亿举办奥运会算不算浪费？这些问题谁能给出答案？浪费和合理消费间根本没有清晰的界限，况且浪费现象多种多样，这如何纳入制度呢？法律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能不入刑就不入刑，还以公民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不是所有时候制度都是越多越好，一件小事情要有成千上万条制度来约束，耗费人力物力立法审核实施执行，那才叫最大的浪费，从小家长就教育我们节约是美德，但是否有人说过不节约就是犯法呢？最多算可耻罢了，归根结底浪费还是道德层面的问题，道德问题就让道德去解决好了，何必归咎社会制度呢？人们在浪费时，多源于内心的恶念，强加入制度惩罚行为是蛮横的，不从恶念来解决问题，反而是给恶念的衍生物——浪费行为加上紧箍咒，此为本末倒置，这不是在治病，而是剪指甲。如果我们忽略以上两点，假使承认浪费可衡量可条款化，而且只有制度能解决，那么建立了完备的制度后，浪费问题真的能解决吗？北方城市为避免能源消耗和浪费，下令每个工厂年排放要有固定指标，可这种固定指标不能符合所有工厂的实际情形，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下半年工厂全部停产，排放指标是符合了，但造成了生产资料的极大浪费。这种强加的反浪费制度我们能接受吗？种种表明：制度为主的约束不可行。 其次，效果方面。道德约束具有广泛性、普遍性、深入性，制度约束具有刻板性、局限性、片面性。具体表述为：道德文化在我国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是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中国人为人处事时都会打着道德的烙印，大到国家意志，小到儿童教育，道德如流水，处处都可触及。《锄禾》的诗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时刻警示着我们不能浪费粮食，革命时代“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