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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 1978年随着中国文革的结束，中国恢复了高考，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发展新阶段。因而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大学生逐渐发展成了一个群体， 在父母的殷切期望下，学子们为了能考上心目中的大学而努力着，而中国众多的大学把握这个机会进行扩招。 上世纪90年代初,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在我国学术界引起广泛的讨论与关注。1998年,政府将实现大众化正式列为高等教育的近期发展目标。1998年12月24日,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指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人学率要接近15%。1999年6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政府又作出了1999年扩大高校招生的重要决定。这一决定所产生的实际后果是:199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招生280万人,其中普通高校招生160万人,比上年增加51万人,增长47%,在校生人数比上年增加76万人,增长22%;成人高校招生116万人,增长16%。1999年12月,全国高等教育招生会议决定,今后3年我国各类高等学校招生总量将继续增长。经过几年的大幅度扩招,截至2002年秋季,全国各类高校在校生已达1600万人,比1998年翻了一番多。高等教育毛人学率由1998年的9.8%提高到15%,历史性地跨人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扩招之举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偏小、严重供不应求的状况,不仅提高了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也增大了社会高学历专业人才的供给量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14万，而2006年全国高校招生总人数达到530万。这种跃进式的发展速度古今中外世所罕见。大学教育的发展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个度，超过一定的度就将带来严重的负作用。从经济角度分析，大学过度扩招，其弊端主要有十。　　 其一，大学过度扩招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大学生增加，不仅居民要增加投入，政府也要增加一些教育经费，而过量扩招导致的教育投入增加，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体表现就是毕业生难以充分有效利用。从2001年到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始终只有70%左右（很多学校还虚报就业率）,2006届本科生5月底包括只有意向但没签约的，就业率也不到50%，一些专业只有30%多。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年年增加：2001年是34万人，2003年是52万人，2005年达到了79万。2004年南京就有145个硕士登记失业。更重要的是，既使毕业生能够就业，也往往是高学历低岗位，大专生干的工作职高生就能胜任，本科生做的工作中专生干起来绰绰有余。有调查表明，近7成企业存在学历虚高现象；《中国人才发展报告》中的数据说，仅2005年我国就有2500万人因没能“尽其才”而被无端消耗，造成的损失仅经济指标一项已超过9000亿元。而这不过是扩招毕业生走出校门开始一两年的情况。这种现象被称为“功能性失业”。一些学者经常引证某些其他国家较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但外国的做法不一定就是合理有效的。印度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比较高，但大学毕业生有效利用率并不高,例如招聘一个捕鼠员的岗位有十几个大学毕业生去竞争。发达国家高资质低就业的情况也很突出。中国与外国相比，城市化率比较低，而大学生的主要吸收地是城市，城市比重较小的国家吸纳大学生的能力自然比较小。因此，大学超前扩招的直接结果就是大学教育供给量脱离了经济发展对大学教育的需求量，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结构失衡，多余的部分耗费了宝贵的教师资源、财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产出则是缺乏需求的无效产品和低效产品。　　 其二，大学过度扩招导致教育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影响了非大学教育的发展。我国本来不多的教育经费其配置很不合理。在高等教育存在许多无效投入的情况下，其他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按2004年全国统计数字，估计全国小学和初中辍学的学生在230万人左右（实际数字可能和统计数字很不一样）。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分析称，辍学原因主要是经济落后、财政助学经费不足，孩子因家庭贫困辍学可能是比较大的原因。据国家教育督导团发布的《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5》的数据，全国尚有113个县（区）的小学、142个县（区）的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零，维持学校的运转，仅靠向学生收的很少的一点杂费去维持。可以推测，许多公用经费不为零的义务教育学校，拨款也不会充足，假设以后取消杂费，财政补一点，也不会很多。此外，农民培训、农民工培训、技术工人培训、中等职业教育，都需要大力增加财政投资，我国非常需要“村来村去”的农民高、中等职业教育，但都是非常不足。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帕累托最优要求生产要素在不同产品部门的投入达到最优；资源有效配置的状态是无论如何改变资源配置都不可能提高一种产品的产量而不减少另一种产品的产量。信奉西方经济学而又极力鼓吹大学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