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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域外游记及其价值 贾鸿雁 （东南大学旅游学系 南京 210096） [摘要]中国古代的域外游记主要有佛教徒的求法记、使者的出使记、官员及其他人士的随征记、航海记等。现存者虽为数不多，但因保存了稀见地理风土资料、宗教资料和航海资料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域外游记，古代游记 中国有着久远的旅游传统，像司马迁、李白、徐霞客等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的旅行家代不乏人，游记之作更是如繁星点点，闪烁于浩渺的文献星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古代中国人域外的脚步却颇显寥落，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域外游记因而弥足珍贵。 古代域外游记概况 保留于汲冢书的《穆天子传》（一称《周王游行》）记载了约3000年前周穆王率领庞大的旅行队伍西征会见西王母的活动，当是最早的一部记述远游的游记。不过西王母国究竟在何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考的古代域外游记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佛教徒的求法记。自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东来西往的释旅就络绎不绝，率先游西域、天竺等地寻访佛典的中国僧人是三国魏朱士行，从此西行求法的僧人渐多。唐代释道宣著《释迦方志》中的《游履篇》记载自汉张骞至唐玄奘中印交通史迹凡16项，其中玄奘以前的释氏西游12项，明确说明“西行有传”者6项[1]P.97-98；季羡林也曾列举了法显《佛国记》以下至唐玄奘《大唐西域记》间僧侣们有关西游的著述9项[2]P.122。这些著述多亡佚。晋法显《佛国记》（亦称《法显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宗教域外游记。有唐一代，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侣不绝于途，形成一个高潮，人数之多，周游地区之广，历史上空前绝后，义净在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录唐初到印度求法的僧人就达57位之多。唐代西行印度的僧侣留下的游记有玄奘《大唐西域记》、悟空《悟空入竺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而以《大唐西域记》流传最广，价值最高。赴印求法的运动到宋代已成强弩之末，近于尾声，留下的著作极少。宋初乾德二年（964），宋太祖赵匡胤诏沙门300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王继业是其中之一，回国后著有《西域行程记》，记载中印度、南印度的地理、寺庙、城市等情况。另敦煌文书中有《西天路竟》，写得非常简略。 二是使者的出使记。抵达域外的使节首推西汉张骞。张骞出使西域，“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3]，已达今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张骞返回中原后的报告应属游记之列，惜不传，相关内容被采入《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中。唐代有王玄策于贞观十七年（643）、贞观二十一年（647）、显庆二年至龙朔元年（657-661）三次出使印度，著有《西域行传》一书，今失传，部分内容见于唐释道世的《法苑珠林》，有些记载更详于《大唐西域记》。北宋徐兢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一部出使高丽的域外旅行记。宣和五年（1123）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丽，徐兢（1091-1153）为属官。他把使团的见闻300余条记录下来，写成此书。金朝兴定四年（1220）七月，诏遣礼部侍郎乌古孙仲端出使蒙古，晋见成吉思汗，返回后，由乌古孙仲端口述、刘祁记录，成《北使记》，记述乌古孙仲端一行去中亚的路程、沿途地形、民族、气候、物产、风俗、动物、语言文字、宗教等。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广阔的时期，东西方海陆交通盛况空前，使节的脚步更加广远。元宪宗蒙哥即位后，命其弟旭烈兀征服木剌夷、黑衣大食及西亚大片土地。蒙哥九年（1259）正月，常德奉命驰驿西觐，到达伊朗高原西北部的旭烈兀驻营地。归国后1263年口述其经过见闻，由刘郁加以记录而成《西使记》一书。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冬十一月，命李思衍为礼部侍郎，充国信使，以徐明善等为副使，同使安南。徐明善著有《安南行记》（一作《天南行记》一卷记此次出使事。元成宗年间又遣使者赴真腊（今柬埔寨），从行者周达观返国后根据亲身见闻写成《真腊风土记》，记载了柬埔寨13世纪末叶多方面的事物。 明代已开始倾向锁国，但永乐前后仍有较频繁的遣使活动，明代最重要的域外游记即作于此期间。洪武二十九年（1396）到永乐十六年（1418）先后4次出使西域的陈诚作《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前者是西使11000余里的行程记录，后者是对所历西域诸国18处城镇山川形势、风俗人情的考察。两书明代唯一的亲历西域的实况记录。明永乐三年（1405）遣郑和帅舟师下“西洋”，至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为止，前后7次，首尾历时29年，所到地远达今红海及非洲东部沿海的一些地方。当时随郑和远航写书记录见闻的有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和巩珍《西洋番国志》。这三部书是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最初史料。此外还有英宗时钱溥出使安南，撰《使交录》十八卷；孝宗时董越与王敞使朝鲜，作《朝鲜赋》一卷和《使东日录》一卷；万历间萧崇业、谢杰同奉使往封琉球国世子尚永为中山王，记其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