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家》与家.docVIP

巴金的《家》与家 活了一个世纪的巴金给后人的印象温和而谦逊，但在那个时代的那个家庭里，像他小说《家》里的觉慧一样，巴金却扮演了一个激烈的“叛逆者”的角色：与他资质及成长背景极其相似的两个哥哥，并非没有反叛的冲动和决心。只是在更激烈的弟弟面前。他们不得不各自去“认领”这个大家庭必须有的那个隐忍的、委曲求全的角色。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正是两个兄长作出的精神牺牲和物质牺牲，才成就了巴金和巴金的小说。 大哥之死与“觉新”之生 不知是巧合抑或暗示，1931年4月19日下午收到大哥自杀的电报时，27岁的巴金正写到《家》的第六章，那一章的标题恰好叫“做大哥的人”。就在一天前，巴金这篇最初以《激流》为名发表的小说在上海《时报》第一次开始连载，大哥“觉新”刚刚开始了他在纸上世界的生命，并借助于《家》自此获得延绵不绝的生命力，生活中的大哥李尧枚却在第二天用自己亲手配制的毒药切断了他与这个俗世的一切牵绊。 巴金与大哥的最后一面是两年前，那时巴金刚刚结束他在法国20个月的生活不久，分别六年的哥哥从四川赶到上海来看他。两兄弟相见甚欢，手足之情并未削弱，但巴金感觉两人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哥哥“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 那时的巴金并不知道，此时的大哥，正很吃力地维持着这个庞大的家族：不知是出于好面子还是怕自己寄予厚望的弟弟失望，李尧枚也从不让巴金知道家里日渐窘迫的经济状况。1926年，巴金专程赴苏州东吴大学探望已放寒假的三哥尧林，跟三哥谈起准备去法国留学，但怕增加大哥负担的尧林不置可否。巴金考虑了一两个月之后，“终于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给我一笔钱作路费和在法国的短期生活费”。李尧枚收到弟弟的信，先是强调手头拮据，无法筹款，后又写信劝巴金推迟两三年出国。但巴金“当时很固执，不肯让步……坚持要走”。 大哥李尧枚是家中长子，“过着一位被宠爱的少爷的生活”，喜欢化学的大哥以第一名成绩从中学毕业时，他的人生规划是投考上海或北京的名校，再赴德国深造。但父亲却令他早早成婚。虽然已和一位姑娘有了“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但他还是遵从父命，娶了父亲抓阄定下的张家小姐。为了补贴家用，他虽然伤心地大哭一场，却只能再一次遵从父命，为了24元的月薪踏入社会。 巴金形容自己在这个大家族里的生存哲学是“我要做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许我做的事”。革命家丹东的那句“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也成了鼓励他对抗家庭束缚的精神信条。 但作为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孙，李尧枚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虽然早年的他经常买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阅读并带领弟弟们热烈讨论，从而在无形中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但父亲遽然去世后，二十出头的李尧林就开始艰难承担这一大族的生活。巴金发现大哥在那时的环境下变成了两重人格的人：一会儿是旧家庭暮气十足的少爷，跟弟弟谈话时又是一个新青年了。“当时他们还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却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 也正是在最后一次相聚中，巴金告诉来上海探望他的大哥李尧林，他想一部小说《春梦》(即后来的《家》)，把自己家的一些事写进去。“《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回川后的大哥写信告诉弟弟，自己看了《新青年》那些文章后，自己就想写一部书，但实在写不出来，既然弟弟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不得了”。 伤感是这一次重逢，李尧枚送了弟弟一支价格不菲的钢笔，巴金为他买的一张唱片，他知道弟弟喜欢听，临别时又执意还给弟弟。“文革”后，巴金发现了四封大哥李尧枚写给他的信。从李尧枚留下的文字来看，他也是位极其细腻而柔情之人。“亲爱的弟弟，当你们送我上其平轮(注：李尧枚离开上海返回四川时乘坐的船)的时候，我的弱小的心灵实在禁不起那强烈的伤感，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把许多要说的话也忘记了……弟弟，我人虽回到成都来，弟弟，我的灵魂却被你带去了……” 为了振兴家业，李尧枚卖了田去做投机生意，害了一场大病后却发现钱已损失了一大半。“他回到家里，等着夜深人静，拿出票据来细算，一时气恼，又急又悔，神经病发作，他把票据全扯碎丢在字纸篓里。”第二天清醒过来，碎纸早已被倒掉，家里彻底破了产。李尧枚不愿死，三次写了遗书，又三次毁了它。在第四次写了一封二十多页的遗书后，他终于喝下毒药。 《家》中高家长子那个隐忍而懦弱的“觉新”，早已定格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我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把小说写出来，让他看清前面的深渊，他也许还有勒马回头的可能。我不曾好好地劝告他，帮助他。”巴金后来说，关于小说里的觉新自杀还是不自杀，他斗争了好久，最后在《秋》里几次把觉新从自杀的危机中拯救出来，“觉新没有死，但是我大哥死了”。巴金借《家》中的“觉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