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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 陈明光 ( 厦门大学历史系 　 福建厦门 　 361005)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2 年第 12 期 第一阶段是 20 年代至 40 年代末即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 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转变， 这种学术演变的时代特征在 财政史领域同样有鲜明反映，即不少学者在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方法，注重传世文献的考据， 辨析制度条文内容的同时， 有意识地借助近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 对中国财政史 （包括古代财政史）做出一些不同于《汉书食货志》、《通典》、《文献通考》等传统典 志的编纂、阐释和评论，撰写了一些通史体裁或断代体裁的财政史论著，如胡钧《中国财政 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 年）、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 年）、 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 年）、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 印书馆，1933 年）、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十册（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 年）、鞠清 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 年）、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 年） 等。同时，专题研究和理财人物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田赋史。抗日战争爆发前后， 国民政府出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战时经济的需要， 进行田赋整理、 田赋征实和其他财政制度 的变革， 因此有些学者本着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意图， 对长期成为古代财政收入支柱的田 赋制度予以较多关注，如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 年）、刘道元《两宋田 赋制度》 （上海大学文学院，1933 年）、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 （商务印书馆，1935 年）、 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 年）、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 937 年）等，尽管内容有详略，识见有深浅，均属有一定影响的专著。程滨遗等编纂的《田 赋会要》第二篇《田赋史》上册和马大英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三篇《田赋史》下册（正 中书局，1934 年），是一套按编纂者的观点“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著作，上自夏 商周，下及清末民国初，“就历代田赋沿革，为系统叙述，并作史料整理为主。其诸赋役设 施，凡与田赋有关者亦触类引及，以求明备”（《弁言》）。层面较多，视角亦广，观点平 实，在当时堪称详悉。不过，此期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尚少，专题研究以汉、唐、宋、明 等朝代为主，选题较狭小，征引资料多据习见的传世文献。特别是由于缺乏断代史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厚实基础， 刊行的中国财政通史著作大多还谈不上能对古代财政史作整体性研究和 规律性探讨。 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期有些论著无论选题或是阐述都颇具开拓性。例如，胡 钧《中国财政史讲义》是 20 世纪第一部简明的中国财政通史，其开创意义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在《绪论》中作者就“中国财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论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演绎法和归纳 法各有长短，应采用“综较概括，存其所有，审其所详”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财政史应注 意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学术史等几个重要方面。二是对中国财政史的分期和内容编排 作了探索。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就财政制度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所作的理论分析颇 有特色。他在《导言》指出：“财政制度与国民经济状况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财政是国家 取之于人民的一种手段，人民的经济状况在何种程度，则国家财政的来源即注重何方面。倘 若国民的经济状况变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必随之而变。中国从古到今，国家财政政策约有 四大变，而其变化都是随着国民经济状况之变化而变化的。”在内容编排上，该书分 27 章， 所论以赋税制度为主，旁及财政起源、货币、会计制度、财政职官等，但内容均简略。从胡、 常二书可以看出，到 30 年代，中国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初步形成研 究中国财政史的新思路和学术体系。 此期断代财政史研究，以鞠清远和梁方仲的成就最突出。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虽然只 有 11 万字，却是断代体裁财政史的开山之作，重点在于分类叙述财政收入（如赋税、专卖、 官业收入、商税、特种收支等）、财务行政二方面。书中对收入项目的归类比较科学，对财 务行政的论述内容较丰富，但对财政支出基本上未予置论，是明显缺陷。梁方仲以明代田赋 的征收解运制度以及一条鞭法改革为研究重点，发表多篇论文，资料丰富，分析细致深入， 学术影响久远。 第二阶段为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8 年。 总体上看， 此期中国大陆对古代财政史的研究进展相当缓慢， 具有新水平的财政史专著 几无新作，专题研究除赋役制度史一枝独秀（从广义上说，赋役制度属于财政收入范畴，但 当时的成果多数不注意从财政角度去论述赋役制度）之外，亦鲜有新篇。陈寅恪《隋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