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新江遣犯移民研究几个误区.pdfVIP

清代新疆遣笏巳移民研究$-3 几个误区 胡铁球霍维洮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银川750021) 有清一代；新疆一直是统治者安置全国各地罪犯的主要地区之一。对这 部分因触犯各种法律而被发遣到新疆安置役使的犯人，史称“遣犯”，也称“流 犯”、“配犯”。遣犯作为国家强迫式移民的一种，在西北移民开发中，占有重要 地位，但由于其人群的特殊结构，加上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其过程显得非常 复杂，因而人们在研究它的过程中容易走上误区。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从遣犯安置的方式来看，“遣屯 之说只是一个虚拟模式 “安插”是安置新疆遣犯的基本方式，根据罪犯的犯罪性质不同，“安插” 具体方式也不同。对于一般的刑事重犯，一般作为兵丁之奴被“安插”在军中 屯田i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二月，甘肃巡抚明德奏：“请嗣后遣犯……俱 解乌鲁木齐，酌量安插。”①乾隆二十九年八月庚辰，刑部奏：“应发新疆各项人 犯，一体解交陕甘总督衙门，分发乌鲁木齐、伊犁等处，给种地兵丁为奴。”②而 “安插”的原则，则视兵屯的需要而定，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八月，军机大臣 ·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近代西北民族社会变迁”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02BMZ008。 ①《清高宗实录》卷651，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第20页。 ②《清高宗实录》卷716，乾隆二十九年八月庚辰，第3～5页。 清代新疆遣犯移民研究的几个误区171 等议复：“陕甘总督杨应琚奏称，巴里坤原设之屯田兵撤回，派安西兵五百名， 及巴里坤遣犯四百八十名，给与口粮同往屯田……应如所奏办理。从之。”① 这里兵丁之数与遣犯之数基本一致，说明每一个兵丁几乎配有一个遣犯，且随 屯兵换班而更换主人。对于这一点，乾隆和刑部说得更加明白，乾隆二十七年 三月壬寅，上谕：“发遣伊犁、乌鲁木齐等处人犯，定例只发给种地兵丁为奴字 样……以前发遣人犯，俱随屯田兵耕作……在乌鲁木齐以外者，听伊犁及乌鲁 木齐办事大臣酌发，其某犯给某营兵丁，令该管官记档，至换班时，交接班兵为 奴，或撤回及调他所，亦另拨给附近种地兵，随同力作。”②从上述两则材料来 看，学术界所认定的“遣屯”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而仅是兵屯附属，这是其“为兵 丁之奴”的身份所决定的。甚至遇到特殊情况，如绿营兵难以约束“积恶盗贼” 之凶顽遣犯，则多被“改赏能约束之满兵为奴”③。总之，在一般情况下，遣犯 是不能单独为群，自然就不存在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遣屯”，其含义与“兵屯、 旗屯、民屯、回屯”完全不同。当然这也有个别特例，如乾隆中期，安南王莫氏 为黎氏所灭，安南国民黄公缵等率眷属一百余人内附，清廷认为其“实非安静 之人”，令地方官员将其悉数迁移至乌鲁木齐之地，安插在迪化城所属之土墩 之地方，“每户拨地三十亩，并借给农具、籽种、马匹、房价，责成头屯把总弹 压”④，这些人并无作奴字样，而且后来由于安分生产，允许其有自己的“头 人”，但这仅是个例。如果说存在“遣屯”的话，可能仅此一个。 对于内地为非作歹的地方豪族大姓、犯案团体或者内附的夷民等几种类 型，因为犯罪人数众多，为了防止他们在边疆地区形成团体力量，都要把他们 拆散，一小股一小股地零碎分别安插于新疆各地，其原则是“败类析居，散其党 羽”⑤。如湖北武昌府属马迹岭地方，有吴姓大户，“盘踞为匪”，成为当地一大 祸害。清政府为了根除祸患，将吴姓“该族三十余户，男妇大小将近百人”，分 《清高宗实录》卷642，乾隆二十六年八月辛巳，第37～38页。 《清高宗实录》卷656，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壬寅，第14～15页。 《清高宗实录》卷761，乾隆三十一年乙酉，第4页。 《清高宗实录》卷893，乾隆三十六年九月，第27～28页。 《清高宗实录》卷779，乾隆三十二年二月丁巳，第14页。 172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 三次迁移到天山北麓的乌鲁木齐、巴里坤和甘肃的安西府瓜州一带，“第一起 九户，递发乌鲁木齐，分交宁远城通判及特纳格尔巡检收管，第二起七户，递发 巴里坤，交该同知收管。均由各驻扎大臣酌量安插。其第三起六户，即交安西 属渊泉县收管”①。又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八月，甘肃固原州徐帽儿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