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非法英国非法证据处理方法之特色研究(下)应用.docVIP

A thesis submitted to XXX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Engineering 英国非法证据处理方法之特色研究　　对于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法官采取了近乎相同的立场，倾向于考虑在内而不是排除在外。其结果是，非法搜查取得的实物证据，在法庭上，几乎总是被作为可采证据。“仅仅在特殊的情况下，法院才在审理案件时保留排除实物证据的自由裁量权。” 在女王诉佩恩案件中，上诉法院以证据是不公正地取得的为理由，将证据予以排除。该案涉及到一个被控酒醉驾驶的被告人。该被告人同意接受医学检查，以确定他是否害病或者缺乏能力。条件是，医生检查他的目的不是要确定他是否适合驾驶。然而，在审判时，医生却就被告人不适合驾驶这一点作证。上诉法院裁定：初审法院采纳这一证据是错误的。但这仅仅是一个个案。如前文所述，法庭所关心的，不是警察的行为和对警察进行惩戒的问题(如果他们犯了错误)，而是要使被告人得到公正的审判。因此，法官很少行使自由裁量权以排除非法 取得的证据。 　　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8条(1)规定：“在任何程序中，法庭可以拒绝将审查官据以作出指控的证据予以采纳，如果它在考虑到包括收集证据情况在内的所有情况以后，认为采纳这种证据将会对诉讼的公正性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不应将它采纳为证据。”根据这一规定，法官享有排除不正当证据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排除任何证据，不只是供述证据。很显然，较之上议院在桑案件所作的判决而言，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赋予法官更加广泛的排除证据的权力。自1986年以来，法院以第78条为根据排除检控方证据的判决出现显著增加的趋势。据统计，在1986年至1990年的时间里，大约有70余件刑事案件涉及控方证据的排除问题。在其中的46起案件中，被告人提出的排除检控方证据的申请都取得了成功。 在怀疑警察蓄意规避《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记录条款，拒绝对延误犯罪嫌疑人接近律师，或者通过欺骗手段使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场合，法官们尤其乐意排除相关证据。 在1988年的塞缪尔(Samuel)案件中，被告人因持械抢劫被逮捕。警察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反复讯问。被告人的律师要求介入，但被拒绝。最后被告人承认自己犯了抢劫罪。上诉法院在对此案进行讨论时认为：律师在场权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权利”，拒绝律师介入应当有“合理的根据”，对律师要求介入的拒绝是不公平的，上诉法院因此排除了被告人的供述。 　　三、责任：警察违法采集证据的规制 　　在英国，法律对警察违法取证行为的规制主要有四条途径：(1)警察可因违法受到纪律处分;(2)警察可因犯罪而受追诉;(3)警察因侵权而被提起民事诉讼;(3)法官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但在实践中，在处理警察滥用职权问题上，更强调的是证据除外规则以外的几种方法。正如迪普洛克勋爵在女王诉桑案中所指出的，在被告人受审时，法官的职责不是对警察起诉方运用惩戒权力，应该采用其他的程序来处理警察的胡作非为的问题。显然，英国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关于违法行为的指控，设想了包括两个步骤的过程，即：在法庭审理案件时，中心之点放在被指控的被告人的违法行为方面，而在随后的程序中，把重点放在被指控的 警察的违法行为方面。因此，英国人依靠内部对警察的处分，以及在最严重的情况时，依靠刑事诉讼 来处理警察的不当行为问题;同时，对于那些受到非法搜查的人，根据民法提供民事补偿。英国皇家刑事程序委员会在1981年的报告中再次强调这种为英国各级法院所采用的方法，否决了一项关于采用某种美国类型的“机械的除外规则”的提议，并作出如下结论：“对非法的搜查或事后不能说明理由的搜查的正当的制裁方法就是给予适当的民事补偿和给予纪律处分。” 　　(一)民事诉讼 　　英国有着由公众中被侵害的成员在民事法庭对警察或其他执法官员提起诉讼的悠久的和丰富的历史。超越职权的警察可能要在民事侵权诉讼中承担责任，诸如非法侵入、殴击、非法强行拘留或者损坏财产。的确，调整逮捕权、搜查权及扣押权的法律，很大程度上因这些民事诉讼而获得了发展。 　　人们曾担心，在民事诉讼中胜诉的原告获得要求赔偿的判决后，还可能会受到挫折，因为作为被告人的警官不能执行判决，即无力交付判处的损害赔偿金。为此，1964年的《警察法》第48条规定，警察局长要对“在其指挥和控制下的警察在行使职权或意欲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所实施的侵权行为负责，判处的损害赔偿金应从警察基金中支付。 　　当然，英国采用的民事诉讼的补救方法，仍不免受到人们的批评。有人认为，诉讼费用、不愿意公开以及惧怕警察报复等，会妨碍可能成为原告的人提起诉讼;原告人的名声可能对他本人不利，并且增加了裁定警察所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