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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产学研合作的制度需求和供给分析 摘 要：产学研合作是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制度安排，它的形成和发展必须符合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产学研合作可通过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各自利用其优势资源，共同进行技术创新，完成技术成果的商业和产业转化，为各合作方带来巨大的收益。在我国，产学研合作形成的成本因素包括现存的科研体制、产权制度及激励制度等方面的制约，高校和科研机构学术价值观、企业不良文化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以及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成本等。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打破体制制约，减少不利影响，以降低产学研合作的供给成本，促进其广泛形成和深入发展。 关键词：产学研合作，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利益集团 基金项目：武汉市社科基金项目(SSY1100)；武汉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240933332—5)；中南民族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YXZ09011) 0 引言 产学研合作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硅谷，并形成“硅谷模式”。后来，英国、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效仿硅谷模式并取得成功。现在，产学研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加速科技创新和技术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推行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产学研合作取得很大进展，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升。但我国产学研合作仍然存在很大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产学研合作创新机制总体上还没形成。大学和科研机构形成的科研成果大多被束之高阁，对与企业合作，完成技术成果的商业和产业转化反应冷淡，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5%～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70%[1]；②已经形成的产学研合作不够紧密。形成的合作以项目合作为主，短期项目合作居多，缺乏形成产业技术创新链的合作，缺乏持续稳定的战略层次合作，且合作形式松散，对责、权、利界定不清，对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收益等合作成果的分享缺乏明确可操作的规定，难以形成利益分配、风险共担的机制[2]。产学研合作在我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制约我国产学研合作普遍形成和深入发展的因素有哪些？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用制度需求和供给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我国产学研合作的潜在收益和制约因素，并提出政策建议。 1 产学研合作的制度因素 按照诺斯的观点，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制度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3]。产学研合作是生产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通过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合作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以及人才培养而建立的一种合作关系。显然，产学研合作是一种有效利用资源创造价值的方式，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介于市场与科层之间：一方面，产学研各方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拥有独立产权，各方之间的合作存在交换行为；另一方面，高校、科研机构进入企业的经营体系，建立各方从属与管理的关系，形成类似“科层”的结构。同时，产学研合作的形成既有政府通过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有意诱导并加以规制的因素，又是各合作方自愿协商并选择的结果，因此产学研合作兼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成分。 2 制度需求和供给分析的理论框架 经济学家林毅夫[4]指出，制度能提供有用的服务，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可以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最先提出制度供求分析理论的是经济学家舒尔茨(1968)，他在论文《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中将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制度均衡和非均衡等概念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后来，戴维斯和诺思(1971)、拉坦(1978)、林毅夫(1989)等又从各自的角度补充了舒尔茨的理论，使制度需求和供给分析方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 根据制度需求和供给理论，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效益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人们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就是对效益更高的新制度的需求。当人们认识到按照现有的制度安排无法获得某些潜在利益，改变现有制度安排能够获得在原有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时，就会产生改变现有制度安排的需求。制度供给是一种新制度的供给主体在制度变迁收益大于制度变迁成本的情况下设计和推动制度变迁的活动，是制度供给主体供给愿望和能力的统一。制度供给主体可以是政府、一个阶级、一个企业或别的组织、一个自愿组成的或紧密或松散的团体，也可以是个人，其中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供给的成本与收益分析要比一般经济活动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复杂得多。由于不同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存在差异，他们对某一制度变迁供给的收益和成本可能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因而，不同行为主体对同一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可能不同。 产学研合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的形成和发展也必须符合制度变迁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 3 产学研合作的制度需求分析 相对于产、学、研各方独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