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docVIP

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 ——评杨小凯林毅夫杨小凯林毅夫F061.3 文献标识码：A 林毅夫2002年6月12日杨小凯在天则研究所的以及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的直接回应。 杨小凯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其一，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后发国的“后发劣势”。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然而，在缺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利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逆其道而行是不的，比如先发展经济，再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致长期经济发展的失败。当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它通常遵循着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诸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下来是法律体制，诸如公司法；然后是政治体制，诸如代议制民主；它也许最终采纳一些宪政规则，诸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的，杨它们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就是说，当然可以一边宪政改革，一边技术模仿，甚至也可以先启动技术模仿，后启动宪政改革，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技术模仿的效果将受到抑制，对长期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还是要等到合理的制度安排发挥作用之后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所有国家遵循同一转轨路径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经济史是许多国家进行不同的制度试验的过程，对于那些碰巧试验了具有竞争力的制度的国家而言，制度演进更可能是渐进的但是对于那些碰巧试验了无效率制度的国家而言，转轨将采取更激进的方式以便通过模仿赶上更具有竞争力的制度。渐进式改革和震荡疗法的共存定比两者之一单独存在更有助于大量发生多样性的制度试验。日本明治维新和二战后大爆炸式转轨到君主立宪制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大爆炸式转轨。认为所有的大爆炸式转轨都不适当并注定要失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俄国虽然目前看起来在改革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所以俄国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在西欧试验各种制度，扩散、模仿、转轨到成功制度的一个重大推动力量是西欧政治不统一。这表明因为较多的国家大小相近，所以在西欧能左右其他国家的超大国家。许多政府间的激烈竞争有利于更有能力的政府出现。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庞大的内陆国家，诸如俄罗斯和中国，接受竞争性的制度比其他国家要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的岛国，如英国、日本和台湾，能够更迅速地接受竞争性的制度。整个欧洲史，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创新在一个地区发生，在它们被觉察或证明了有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征服、殖民化、帝国统治，模仿而传播到其他地区。制度创新传播诸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大陆大的封闭社会，比起传播到那些依赖国际贸易、国际联盟和及时地采纳来自海外的最佳实践而生存的小的开放社会要得多。如果小的实体不是简单地被大势力吞掉的话，也许在经济改革中，小就是美。 林毅夫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是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从技术的层面来说发展中国家有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的潜力。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等有关。制度是不可能隔夜就成的，即使共和宪政体制真的那么重要。制度不是通过改变宪法或政权就可以在一代人或两代人之间建成的，只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逐步探索逐步完善。既然宪政是人民认可和接受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写在纸上的，而一新的游戏规则人民认可和接受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转型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因为一部宪法的颁布和一次选举的举行完成。用激进改革并不能真正实现宪政转型，但这种改革对经济的破坏是直接和立即的因此，渐进的改革比激进的改革好。宪政体制不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也不具备短期内建成的可行性。宪政体制改革先行的国家并不一定好于宪政改革后行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