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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黑灰产犯罪法律打击

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便利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滋生了网络黑灰产这一新型犯罪形态。所谓网络黑灰产，通常指以互联网为载体，通过技术手段或规则漏洞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其中“黑产”是明确触犯法律的行为（如网络诈骗、数据窃取），“灰产”则是游走于法律边缘、利用监管空白获利的灰色行为（如恶意刷单、虚假流量制造）。这类犯罪不仅直接侵害公民财产与隐私安全，更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威胁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近年来，我国司法机关持续加大对网络黑灰产的打击力度，但面对犯罪手段的迭代升级，法律治理仍需在制度完善、技术赋能与协同机制等方面不断突破。本文将围绕网络黑灰产犯罪的特征、法律打击的现实困境及多维度治理路径展开探讨，以期为构建更高效的网络空间法治体系提供参考。

一、网络黑灰产犯罪的特征与社会危害

（一）技术依赖性与隐蔽性并存

网络黑灰产的核心驱动力是技术手段的滥用。犯罪团伙往往掌握一定的网络技术，例如利用漏洞扫描工具入侵网站、通过爬虫程序非法抓取数据、借助虚拟货币交易掩盖资金流向等。这些技术手段使得犯罪行为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一方面，犯罪过程多在虚拟空间完成，行为痕迹易被清除或加密；另一方面，部分灰产行为以“技术服务”“商业推广”等名义包装，表面符合平台规则，实则通过伪造用户行为、篡改数据等方式破坏公平竞争。例如，某些“流量代刷”团队宣称“正规推广”，实则通过控制大量“僵尸账号”制造虚假点击，其技术手段与平台反作弊系统形成持续对抗。

（二）产业链条化与分工精细化

与传统犯罪的“单兵作战”不同，网络黑灰产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各环节分工明确且高度协同。以网络诈骗为例，上游可能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数据贩子”，中游是利用信息实施精准诈骗的“话术团队”，下游则是通过虚拟货币、洗钱平台转移赃款的“资金通道”。每个环节由不同主体操作，甚至跨区域、跨国境协作。这种“链条化”特征导致犯罪责任认定困难——部分参与者仅提供技术支持或辅助服务，主观上可能辩称“不知晓犯罪用途”，客观上却为犯罪既遂提供了关键帮助。

（三）社会危害的广泛性与持续性

网络黑灰产的危害远超个体层面。从经济损失看，据相关统计，仅网络诈骗每年给社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数百亿元，且波及人群从普通网民到企业用户，甚至影响金融、电商等行业的正常运转；从社会秩序看，虚假信息、恶意营销破坏网络信任体系，例如“刷单炒信”导致消费者难以辨别商品真实评价，最终损害市场公平；从个人权益看，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隐私被侵犯已成为普遍问题，由此引发的骚扰电话、精准诈骗更对个人生活安宁造成长期威胁。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黑灰产技术被“技术黑市”交易传播，可能引发更多衍生犯罪，形成“技术作恶—获利—技术升级—更多作恶”的恶性循环。

二、网络黑灰产法律打击的现实困境

（一）技术对抗加剧，取证与溯源难度大

网络黑灰产的技术特性直接导致司法取证困难。一方面，电子数据易灭失且存储分散。犯罪行为可能涉及多个平台服务器、境外节点或加密设备，数据提取需跨越技术壁垒；另一方面，犯罪手段不断迭代，例如“猫池”（用于批量发送短信的设备）被淘汰后，犯罪团伙转而使用“云通信”“虚拟号段”等更隐蔽的通讯方式，传统电子取证技术难以追踪。此外，部分黑灰产利用区块链、暗网等新技术，交易记录上链后虽可追溯，但链上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对应关系难以核实，导致“看得见痕迹、找不到行为人”的困境。

（二）法律适用边界模糊，定性量刑争议多

网络黑灰产的“灰色”属性导致法律适用存在争议。例如，“薅羊毛”行为（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获利）是否构成诈骗？部分用户通过脚本工具批量领取优惠券后转卖，若金额较大，可能被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系统漏洞骗取财物”；但实践中，平台自身规则不严谨、用户主观故意难证明等因素，常导致司法认定分歧。此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法第287条之二）的适用范围也存在争议——部分技术服务提供者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需结合客观证据综合判断，而“明知”的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仍需进一步细化。

（三）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机制待完善

网络黑灰产的“无界性”对执法协作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犯罪行为可能涉及多地服务器、多个监管部门（如公安、网安、市场监管），但不同地区司法机关对同类案件的认定标准、证据要求可能存在差异，导致案件办理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与司法机关的数据共享机制尚未完全打通。例如，平台掌握用户行为数据、交易记录等关键证据，但因数据隐私保护、商业利益等因素，数据调取流程繁琐，甚至可能出现企业因“担心影响声誉”而选择性提供数据的情况。

（四）犯罪成本低与法律威慑力不足的矛盾

相较于传统犯罪，网络黑灰产的“低门槛、高收益”特征明显。犯罪团伙只需投入少量技术设备和人力成本，即可通过批量操作获取巨额利润；而法律制裁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