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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化的传播者——常任侠美学思想研究

一、引言：常任侠美学思想的历史坐标

在20世纪中国学术的星空中，常任侠宛如一颗独特而耀眼的星辰，其美学思想与学术成就跨越了多个领域，在美学与艺术史研究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他以其独树一帜的跨学科视野和极具前瞻性的国际眼光，在审美文化传播的道路上开拓进取，成为了连接中国与世界审美文化的关键桥梁。

常任侠于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颍上县，自幼便在家学的熏陶下，对古诗文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1922年，他踏入南京美专，开启了自己的艺术求学之旅，后又于1928年进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深入研究古典文学以及印度、日本文学。在中央大学的学习经历，不仅让他接触到了丰富的学术资源，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师友，为他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935年，常任侠远渡重洋，前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专注研究东方艺术史和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在日本的学习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国际前沿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

归国后的常任侠，积极投身于国内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工作。他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如中央大学、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昆明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等，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艺术人才。在教学过程中，他将自己丰富的学术知识和独特的见解传授给学生，激发了他们对艺术和美学的热爱与追求。同时，常任侠还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和考古发掘工作。他与郭沫若、卫聚贤、金静庵等学者共同主持了重庆江北汉墓群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宗白华、商承祚、梁思成等组织的中国艺术史学会中，他担任常务理事，为推动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常任侠的学术研究范围极为广泛，涵盖了中国以及中亚、东亚、东南亚诸国的美术史、音乐史、舞蹈史等多个领域，对中国与印度、日本的文艺交流史研究更是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研究并非局限于单一学科，而是巧妙地融合了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为审美文化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路径。在艺术考古方面，他通过对大量考古实物的细致考察和深入分析，揭示了古代艺术的发展脉络和审美特征；在美术史研究中，他不仅关注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还深入探讨了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在文艺交流史研究领域，他以广阔的国际视野，梳理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世界审美文化交流图景。

在“美”字起源问题上，常任侠早在“羊人为美”观点产生之前，就通过深入研究指出“舞”“美”两字同源，强调审美起源于“巫术”，这一观点为李泽厚先生等人“羊人为美”的观点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舞蹈美学领域，他认为舞蹈作为文化形态之一，是劳动人民在劳动中创造的。他以时间为主线，对中国舞蹈的发展进行了细致梳理，深入探讨了舞蹈美学的物质基础、本质灵魂和表演手法等方面的审美特质。在音乐美学方面，常任侠提出“劳动说”，认为原始人类在战争胜利、狩猎收获等实际生活中，通过歌舞表演喜悦，用劳动推进音乐舞蹈的发展。他以中国古代相传的“筑城相杵”之歌为例，论证了歌起源于人类劳动工作时的呼声，乐起源于与呼声并起的有规则音响，进一步阐述了音乐美审美意识后于艺术产生的观点。

常任侠对宗教美学也有着深刻的见解，他从起源、情感表现和审美角度深入探讨了宗教与审美艺术的关系，纠正了过去“宗教无美学”的错误观点，并对中国禅宗的审美价值进行了细致阐述。在戏剧美学方面，他追根溯源，论述了戏剧美的源起，指出有些戏剧种类直至鼎盛时期，在表演形式和内容上仍残留着宗教文化的痕迹，并以傀儡戏、皮影戏等为切入点，对戏剧美学的美学价值及表现手法作了具体阐发。在绘画美学领域，常任侠重点研究了汉画艺术的美学价值，从重神韵、尚意境的美学境界，散点透视、以线造型的表现技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

常任侠的美学思想形成于20世纪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剧烈浪潮之中，西方文化的涌入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常任侠一方面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深入挖掘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内涵；另一方面，他又积极拥抱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试图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探寻中国审美文化的发展方向。他的美学思想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更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审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的深刻思考。

作为审美文化的传播者，常任侠的美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他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系统而全面的中国传统艺术美学体系，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和审美价值。同时，他通过对中外审美文化交流的研究，搭建了东方与世界对话的桥梁，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