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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以人伦，施以文治

TeachingHumanEthicsandImplementingCulturalGovernance：TheNativeFeaturesandSpecialMissionofAncientChineseOfficiallyCompiledBooks

AbstractOficiallycompiledbooksrepresentasignificantintelectuallegacyofancientChina，distinguishedbystrongindigenouscharacteristicsintheirhistoricaldevelopment，contentselection，andcompilationpurposes.Thesecharacteristicsaremanifestedinthreekeyaspects：thelong-standingandautonomoustraditionofcompilation，theselectiveanddirectivenatureofthecontent，andtheemphasisongovernancethroughculture.Together，thesetraitsunderscorethespecialmissonofsuchworksinancientChinesesocietynamely，toinstructinhumanethicsandtogovernthroughculture.Thecontentselectionandideologicalorientationofthesebooksreflecttheirroleinpromotingethicalvalues，whiletheirunderlyingpurposerevealstheirfunctioninadvancingculturalgovernance.

Keywordsofficiallycompiledbooks;nativefeatures;bookvalue;ancientChina

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璀璨的官修图书史。中国古代官修图书种类繁多、成就斐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中国人“道器合一\\道由器显”的本体性和价值性思维理路之下，官修图书不仅是承载学术文化记忆的载体，更是天地万物的终极根源一—“道”的承载之“器”。因此，中国古代官修图书在历史发展、内容选择和修撰目的方面形成了显著的中国特色。这些独特的中国烙印，体现了官修图书在古代社会人伦教化和国家治理方面的特殊价值。

1悠久自主：中国古代官修图书的历史特征

1.1历史的悠久性

中国古代官修图书发展历史之悠久，世所罕见。若以夏朝简策图书为起源，中国古代官修图书则有近四千年的发展历史。悠久的图书史、藏书史、史官史、编修机构史，是中国古代官修图书历史之悠久性的基本表现。

从官修图书的起源来看，以简策为载体的可以流通的图书起源于夏朝。《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礼记正义·礼运》记载，孔子“欲观夏道”，曾得到历法之书《夏时》[2]。《左传》《国语》等多次引用《夏书》，《夏书》春秋战国时期还有流通，后世才亡佚。夏朝时，学在官府，私门无著述文字，图书均可视作官修。春秋战国之后，“学在官府\转为“学在四夷”，图书编撰不再被官府垄断，私家图书编撰事业兴起。但自春秋战国至清代，无论私家图书编撰事业如何发展，官方修书事业依然相沿不辍，且不断发展，修书成就斐然。

从中国古代国家藏书史来看，《史记》记载老子为周代“守藏室之史”3]。可见周代时的国家藏书已经具有一定规模，有专人掌其藏用之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延续周朝官府藏书制度，秦统一之后收六国典籍集中管理。自汉代开始，历代帝王均将图书收藏视为治国要务，形成了设专门机构管理国家藏书的制度，如两汉时期的石渠阁与天禄阁，魏晋时期的秘书监，隋唐时期的秘书省与集贤殿书院，宋元时期的三馆秘阁与秘书监，明清时期的翰林院与《四库全书》七阁等。历代国家藏书延续发展，官修图书是其主要来源之一。

从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史来看，设置史官记录王言和国事是古代社会的传统。中国古代史官制度成熟，史官是中国古代国家编修图书的主要人员。夏朝设有史官掌管文字记录，他们就是官府的图书编修者。之后，历朝历代选拔有才学之士担任史职，负责图书编撰成为定制。《吕氏春秋·先识览》所载夏朝已设有太史令，终古曾担任此职4；周代设有太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