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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导向

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结构的合理性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发展质量。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内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金融市场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衡、金融资源向传统产业过度集中、中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不足、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平衡待优化等问题，迫切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打破旧有模式，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近年来，监管部门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了金融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与路径。本文将从改革的逻辑起点、核心导向、重点领域及实施路径等维度，系统梳理当前金融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脉络。

一、金融市场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破解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

金融市场的结构，本质上是金融资源在不同主体、领域、区域间的配置状态。我国金融市场经过数十年发展，已形成规模庞大、功能多样的体系，但结构性矛盾始终是制约其效能发挥的关键问题。理解这些矛盾，是把握政策导向的基础。

（一）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的错配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随着我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内需升级的新发展模式，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呈现出三大变化：一是中小微企业、科创企业等“轻资产”主体的融资需求大幅增加；二是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需要长期限、低成本的资金支持；三是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从单一储蓄向多元投资转变。然而，当前金融供给仍过度依赖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模式，信贷投放偏好重资产、低风险的传统企业，对轻资产的科创企业、中小微企业覆盖不足；资本市场虽逐步发展，但股权融资占比仍低于30%（远低于发达国家50%以上的水平），难以满足企业长期资本形成需求。这种“供给-需求”的错配，导致金融资源“脱实向虚”隐患长期存在，也阻碍了经济转型升级。

（二）金融市场内部结构的失衡

从市场层次看，我国金融市场呈现“银行强、市场弱”的特征。银行业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的90%以上，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仍有不足。例如，债券市场中，政府债和金融债占比过高，企业债尤其是中小企业债发行规模有限；股票市场中，优质上市资源供给不足，退市机制有待完善，市场优胜劣汰功能未充分发挥。从区域结构看，金融资源过度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和县域金融服务供给薄弱，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外流现象普遍，制约了区域协调发展。从机构结构看，大型金融机构占据主导地位，中小银行、民营银行、专业金融机构发展不充分，差异化竞争格局尚未形成，导致金融服务同质化严重，对细分市场的覆盖能力不足。

（三）风险防控与创新发展的平衡挑战

金融创新是推动市场结构优化的重要动力，但近年来部分金融创新偏离了服务实体的本源，衍生出影子银行、交叉金融等复杂业务，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例如，部分资管产品通过多层嵌套放大杠杆，底层资产透明度低，风险传导路径复杂；金融科技快速发展虽提升了服务效率，但也带来数据安全、算法歧视、监管套利等新问题。同时，金融监管体系存在“重机构监管、轻功能监管”“重事后处罚、轻事前预警”的短板，监管规则滞后于市场创新，跨部门协调机制不够顺畅，难以有效应对结构性风险的传导与扩散。

二、金融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政策导向：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四大主线

针对上述结构性矛盾，近年来监管部门通过“十四五”金融发展规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一行两会政策文件等，明确了金融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导向，即围绕“服务实体经济、优化市场结构、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双向开放”四大主线，推动金融体系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一）主线一：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定位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也是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标。政策导向聚焦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一方面，通过差异化的货币信贷政策，优化信贷投放结构。例如，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工具，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绿色产业、乡村振兴等领域的定向支持；推动银行机构建立“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通过完善内部考核、风险补偿、尽职免责等制度，激发基层放贷积极性。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提高资本形成效率。以注册制改革为牵引，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科创板突出“硬科技”定位，创业板服务“三创四新”，北交所聚焦“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形成错位发展、各有侧重的板块格局；同时，规范发展债券市场，扩大科创债、绿色债、乡村振兴债等创新品种发行，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二）主线二：优化金融市场的层次与功能结构

结构优化是提升金融效率的关键。政策导向从“增量改革”转向“存量调整”，推动金融市场从“单一银行主导”向“多元市场协同”转变。在市场层次上，着力补齐短板：规范发展普惠金融，鼓励中小银行、村镇银行深耕本地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