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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取消合同

在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的背景下，绿地控股集团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合同取消事件，正成为观察中国房企生存状态的重要样本。这些合同纠纷不仅涉及普通购房者的切身利益，更折射出企业在资金链承压、项目停摆与战略收缩过程中的复杂抉择。从集体土地租赁合同的终止到购房协议的单方面解除，从供应商合作的突然中断到融资协议的违约，绿地的合同取消行为呈现出多维度、规模化的特征，其背后是企业在债务泥潭中艰难求生的现实图景。

2020年底，一份不起眼的土地租赁合同终止协议，揭开了绿地合同危机的序幕。闵行区梅陇镇永联村与漓江山水花园开发商签订的集体土地租赁协议被提前终止，这块原本用于施工临时住所的地块，随着租期临近突然被收回。彼时的绿地或许未曾想到，这起涉及6万平方米公共绿地的合同变动，会成为后续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开端。根据协议约定，开发商本应在租期结束后拆除临时建筑并恢复土地原貌，但现实却是围墙依旧矗立，公共绿地持续被小区独占二十余年。这种合同履行的严重滞后，为日后的法律纠纷埋下伏笔，也暴露出企业在合同管理上的粗放与侥幸。

随着债务压力的持续攀升，绿地的合同取消行为逐渐从土地领域蔓延至核心的房地产开发业务。2023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的绿地项目出现购房合同被迫解除的情况。在郑州绿地滨湖国际城，超过200名业主遭遇了首付支付后项目停工、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困境。开发商以不可抗力为由提出解除购房协议，却无法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导致业主群体陷入房财两空的境地。类似的场景同时出现在武汉、西安等地的四十余个项目中，这些合同纠纷往往伴随着工地的长期停工和购房者的集体维权。据不完全统计，仅2024年上半年，绿地各地分公司因合同纠纷引发的诉讼案件就超过300起，平均每天都有新的合同争议进入法律程序。

合同取消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很快传导至供应链端。2025年初，绿地集团因拖欠工程款被多家建筑企业起诉，涉及合同金额累计超过50亿元。江苏某建筑公司负责人透露，他们与绿地签订的西安绿地兰亭公馆项目施工合同，在完成80%工程量后突然被单方面终止，导致数千万元的垫资无法收回。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合同取消行为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特征——对于资金紧张的项目优先停摆，而对于仍有销售回款的项目则勉强维持。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使得供应商群体陷入混乱，不少合作企业因应收账款无法兑现而陷入经营危机。

融资领域的合同违约则将绿地的财务困境推向了公众视野。2022年11月，绿地未能偿还到期的3.62亿美元高级票据，正式引爆境外债务危机。随后，境内债券市场的多笔融资协议相继触发违约条款，银行贷款合同的展期谈判屡屡破裂。2025年8月，北京金融法院公布的一则执行信息显示，绿地控股集团及关联公司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被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金额高达25.5亿元。这种融资合同的系统性违约，不仅导致企业融资渠道全面收紧，更使得原本依赖借新还旧维持运转的资金链彻底断裂，进一步加剧了项目层面的合同履行困难。

在合同纠纷的背后，是绿地集团持续恶化的经营业绩。2025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44.96亿元，同比下降18.06%；利润总额为负35.87亿元，同比暴跌466.14%。这种断崖式的业绩下滑，直接导致企业履行合同的能力急剧下降。为求自保，绿地不得不采取割肉卖血式的资产处置策略，2020年以来累计出售资产超过300亿元，其中包括外滩中心办公楼等核心优质资产。然而，这些努力似乎难以扭转乾坤，截至2025年6月末，绿地控股资产负债率仍高达89.05%，有息债务规模超过2000亿元，每天需要支付的利息费用就超过千万元。

合同取消引发的次生灾害正在不断扩大。在江苏仪征，绿地城际空间站项目的购房者在经历多次延期交房后，最终收到的却是未达交付标准的房屋，墙体开裂、管道裸露等质量问题触目惊心。业主们试图依据购房合同维权，却发现开发商早已人去楼空。类似的维权事件在全国48个停工项目中反复上演，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也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品牌信誉。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些合同纠纷正在形成恶性循环——供应商因担心违约风险不敢接单，银行因偿债能力担忧收紧信贷，购房者因交付疑虑不敢购房，进一步加剧了绿地的经营困境。

面对严峻的形势，绿地并非没有采取自救措施。企业试图通过战略收缩聚焦核心区域，将资源集中在长三角等现金流相对稳定的地区。同时，管理层也在推动业务结构调整，减少对房地产开发的依赖，加大基建业务的比重。2025年上半年，绿地基建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33.22亿元，占总营收的比例提升至45.8%。然而，这些努力在巨大的债务压力面前显得杯水车薪。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企业深陷危机的同时，高管薪酬问题引发了舆论争议。数据显示，过去三年绿地高管团队薪酬总额超过7000万元，这种旱涝保收的薪酬体系与企业的经营困境形成鲜明对比，也让合同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