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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行政管理》形成性考核作业及答案

乡镇行政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直接关系到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当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镇行政管理面临着职能转型、治理升级的多重挑战。本作业通过理论分析、问题诊断与对策探讨，结合具体案例，系统梳理乡镇行政管理的核心逻辑与实践路径。

一、乡镇行政管理的职能定位与时代特征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其职能体系具有“综合性、直接性、执行性”三大特征。从职能范围看，涵盖政策执行、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四大核心领域：其一，政策执行是基础，需将中央“三农”政策、乡村振兴战略等转化为具体行动，如落实耕地保护、惠民补贴发放、人居环境整治等；其二，公共服务是核心，需提供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基本公共产品，直接回应群众需求；其三，社会管理是保障，需协调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推动移风易俗；其四，经济发展是支撑，需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培育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增收。

在新时代背景下，乡镇行政管理呈现三大转型特征：一是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过去以行政命令为主的管理模式逐渐向“需求导向、群众参与”的服务模式过渡；二是从“碎片化”向“协同化”转变，过去条块分割的部门管理（如农业、民政、国土等站所）逐步整合，通过“一站式”服务中心、综合执法队等实现跨部门协作；三是从“传统治理”向“数字治理”转变，部分乡镇已探索“智慧乡镇”平台，通过大数据、物联网技术提升精准服务能力，如疫情防控中的“健康码+网格化”管理、农产品销售中的电商平台搭建等。

二、当前乡镇行政管理的突出问题与成因分析

尽管乡镇行政管理在改革中不断优化，但仍存在与乡村振兴需求不相适应的短板，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一）权责不匹配，“小马拉大车”矛盾突出

以某中部省份乡镇调研为例，某镇承担的法定职责事项达127项，其中“属地管理”事项89项，但对应的执法权、审批权仅13项。典型表现为“责任无限大，权力有限小”：如环保督查要求乡镇落实企业污染治理，但乡镇无环境执法权，只能协调县级部门；土地违建整治需乡镇巡查上报，但拆除违建的强制权在县级部门，导致“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这种权责失衡源于行政体制中的“压力型”传导机制——上级部门将任务层层下压，但未同步下放资源与权限，乡镇成为“责任兜底者”。

（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乡差距明显

从服务数量看，乡镇教育、医疗资源总量短缺。以西部某县为例，全县70%的优质教师、80%的三甲医院集中在县城，乡镇中小学师生比仅1:18（国家标准为1:12），乡镇卫生院执业医师仅占全县的23%。从服务质量看，部分服务流于形式，如农村养老服务多为“日间照料中心”，但缺乏专业护理人员，实际利用率不足30%；文化站虽配备设施，但活动内容单一，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深层原因在于公共服务供给仍以“自上而下”为主，未充分考虑农民实际需求，且县级财政对乡镇的转移支付多用于保工资、保运转，公共服务投入占比不足20%。

（三）干部队伍能力不足，结构性矛盾凸显

乡镇干部队伍呈现“三多三少”特征：年龄偏大的多（45岁以上占比58%）、学历偏低的多（大专及以下占比72%）、经验型干部多；懂经济、会管理、善创新的少，特别是熟悉现代农业、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的专业人才匮乏。某乡镇2022年招录的5名公务员中，仅1人所学专业与农业农村相关。此外，干部流动性差，部分乡镇干部在同一岗位工作超10年，创新动力不足；而年轻干部因晋升渠道窄、待遇低（乡镇公务员月均收入比县级低15%），存在“借调现象”，实际在岗率仅70%左右。

（四）治理方式传统，群众参与度低

部分乡镇仍依赖“行政命令+运动式治理”模式，如人居环境整治中搞“突击检查”“面子工程”，未建立长效机制；矛盾纠纷化解多靠“领导包案”，缺乏多元协商平台。群众参与渠道有限，村（居）民代表会议召开率不足60%，且存在“议题由干部定、结果由干部宣”的现象。某镇“一事一议”项目中，75%的议题为道路硬化、路灯安装等“显性工程”，而群众关心的养老、技能培训等“隐性需求”较少被纳入。根本原因在于基层民主制度落实不到位，干部“官本位”思想仍存，未真正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五）财政压力大，可持续发展能力弱

乡镇财政普遍存在“收入少、支出多、负债重”问题。以东部某经济强镇为例，其年度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金占比达60%，税收仅占25%，而教育、医疗、基建等刚性支出占比超80%；西部某农业乡镇更依赖上级转移支付（占比90%），自有财源仅为特色农产品加工税收（不足5%）。部分乡镇为完成考核任务，违规举债搞“形象工程”，导致债务风险累积。2022年某省审计显示，30%的乡镇债务率超过100%（警戒线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