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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平民身份与赋役关系

引言

站在西安的汉长安城遗址上，望着断壁残垣间散落的汉代五铢钱，总让人想起两千年前那些在田间耕作、在市井谋生的平民。他们是”编户齐民”里的张三李四，是”课户”中的王二麻子，身份簿上的几个字，往往决定了一生的辛劳与困顿。从西汉的”十五税一”到盛唐的”租庸调制”，从按人丁征发到依资产计税，平民的身份标签与赋役负担如同两股交织的丝线，共同编织着汉唐社会的经济肌理。要理解这段历史，不妨先从最基层的平民生活切入，看看他们的身份如何被定义，又如何被赋役制度反复塑造。

一、汉代：编户齐民的身份枷锁与赋役困局

1.1平民身份的制度性界定：“编户齐民”的底层逻辑

汉代的平民身份，核心是”编户齐民”。所谓”编户”，即通过户籍登记将百姓纳入国家管理体系——每到八月”案比”（户口核查），里正会带着算筹挨家挨户登记人口、田产、牲畜，连几岁大的孩子、几头老母猪都要记在简牍上。“齐民”则强调法律地位的平等（相对于宗室、官僚等特权阶层），但这种”平等”更像是被统一套上的枷锁。

户籍簿上的信息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角色：五口之家的家长是”户人”，成年男子是”大男”（15-56岁），未成年是”使男”“未使男”，女性同理。若有人逃亡或漏登，不仅本人要受”亡命”之罪，同里的”伍老”也要连坐。长沙走马楼出土的汉代户籍简中，有位叫”李忠”的平民，户籍上赫然写着”公乘”（第八等爵位），但仔细看备注才发现是”故小爵”——年轻时因军功获爵，如今田产不足百亩，爵位不过是个空名，本质还是靠种地为生的编户。

1.2赋役体系的多重压榨：田租、口赋与更役的叠加

汉代平民的赋役负担，可用”一田三赋”概括：田租是土地税，算赋、口赋是人头税，更役是劳役或代役钱。

田租名义上轻，西汉初”十五税一”，文景时”三十税一”，但实际征收远非如此。居延汉简记载，边地农民”田六十五亩，租廿六石”，按亩产一石计算，税率高达40%——因为边地要加征”茭税”（饲草）和”田租附加”。中原地区好一些，但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后，自耕农往往要”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交完田租已所剩无几。

算赋、口赋是压在平民头上的”人头山”。算赋针对15-56岁的成年人，每人每年120钱；口赋针对7-14岁儿童，每人每年23钱（汉武帝时提前到3岁，导致”生子辄杀”的惨剧）。一个五口之家，若有2个大男、1个大女、2个儿童，仅人头税就要120×2+120×1（女性算赋减半？不，实际女性也要交，只是某些时期减免）+23×2=426钱。按当时粮价，1石粟约30钱，426钱相当于14石粮食，够一家吃半年。

更役是最让平民头疼的”劳役关”。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要服1个月”更卒”（修城、治河、运粮），一生要服2年”正卒”（兵役）和1年”戍卒”（边防）。若不想服役，可交”更赋”代役：“践更”（月更）交2000钱，“过更”（戍边）交300钱。但2000钱相当于普通农民半年收入，多数人只能咬牙服役——居延汉简里有个叫”徐宗”的戍卒，家书里写”前日作垣，手皆坼裂，夜卧草中，霜落被身”，读来让人心酸。

1.3身份流动的艰难：从自耕农到”流民”的坠落轨迹

理论上，汉代平民可通过”赐爵”（如皇帝即位、灾荒时赐民爵一级）提升身份，但低爵（公士到公乘）无实际特权，仅能免部分徭役。真正改变命运的途径少之又少：要么靠军功（但汉武帝后战争减少），要么靠读书（但”文吏”选拔多被豪强垄断）。更多人则因赋役过重滑向深渊：

第一步是”卖田宅”——为交算赋、更赋，不得不低价卖地，从自耕农沦为佃农；

第二步是”赘子”——把孩子抵押给富户当”赘子”（类似奴隶），《汉书》载”岁恶不入，请卖爵子”；

第三步是”亡逃”——逃入山林或依附豪强，成为”流民”或”私属”，但官府”舍匿法”规定藏匿流民要连坐，最终只能在夹缝中求生。

居延汉简中”流民占著”的记录，往往是官府无奈的妥协：允许流民登记新户籍，但要”先输租赋”，等于把旧债和新税一起压上。这种身份坠落的轨迹，几乎是汉代多数平民的共同命运。

二、唐代：从”课户”到”两税”的身份重构与赋役转型

2.1均田制下的身份分层：“课户”与”不课户”的二元格局

唐代前期的平民身份，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按《唐律疏议》，平民分”课户”与”不课户”：课户指有丁男（21-59岁）的家庭，需承担租庸调；不课户包括老男（60岁以上）、残疾、寡妻妾、部曲（家仆）、奴婢等。这种分类看似”合理”，实则暗藏不公——官僚贵族的”勋田”“永业田”不受均田限制，而平民”受田不足”是常态。

敦煌文书《唐开元四年沙州敦煌县户籍残卷》里，有位叫”郑恩养”的课户，应受田131亩（丁男80亩口分田+20亩永业田+寡妻30亩），实际仅受28亩。他的户籍备注栏写着”课户见输”，意味着要按足额田产交租（2石）、调（绢2丈+绵3两）、庸（20天劳役或折绢6丈）。可28亩地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