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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书省职能演变

一、制度溯源：中书省的前世今生

要理解唐代中书省的职能演变，首先得回溯其制度渊源。这个在唐代政治舞台上执掌王言的核心机构，并非突然出现的新鲜事物，而是经历了数百年的制度沉淀。

早在东汉时期，宫廷内已有”中尚书”一职，负责传递皇帝与外朝的文书，这便是中书省的最早雏形。魏晋南北朝时，政权更迭频繁，为了加强皇权对行政的直接控制，各政权纷纷设立”中书省”，逐渐从内廷秘书机构向中枢决策机构过渡。比如曹魏设中书监、令，“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南朝梁陈时期，中书舍人开始参与起草诏令，甚至”专断政务”，这些都为唐代中书省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隋朝统一后，正式确立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隋称内史省）与门下、尚书并列为中央最高政务机构。但隋朝国祚短促，三省职能尚未完全理顺，中书省更多是执行皇帝意志的”笔墨机关”。直到李唐王朝建立，经过高祖、太宗两朝的精心调试，中书省才真正成长为”佐天子执大政”的核心部门。

二、初唐奠基：三省制衡下的”王言中枢”

2.1机构设置与核心职能的确立

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颁布《武德令》，正式明确中书省的编制与职能：设中书令2人（正三品）为长官，中书侍郎2人（正四品上）为副贰，下置中书舍人6人（正五品上）、主书4人、录事2人等属官。其中最关键的职位是中书舍人，他们直接负责诏令起草，史载”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

初唐的中书省，核心职能可概括为”掌制令决策”。具体来说包括三大任务：其一，起草皇帝诏令，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职能；其二，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如官员任免、战争征讨、财政预算等，需由中书省提出初步方案；其三，监督门下省的封驳，对门下省退回的诏令进行修改或解释。

2.2“五花判事”：集体决策的制度创新

贞观年间，唐太宗针对中书省”一人执笔易生偏失”的弊端，推行”五花判事”制度。所谓”五花”，是指六位中书舍人各执己见，对同一诏令草案分别提出修改意见，“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这些不同意见汇总后，由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核，再呈送皇帝定夺。

这个制度设计充满智慧。笔者曾在《贞观政要》中读到这样一个案例：贞观三年（629年），太宗欲征发18岁男子入伍，诏令初稿由舍人王某起草。其他五位舍人分别提出异议：有的认为”丁男不足当以他策补之”，有的指出”农时征兵恐误农耕”，还有的引用《礼记》“二十冠而始役”的古训。最终太宗采纳众议，将征兵年龄调整为21岁。这种”集思广益”的决策机制，让中书省不仅是诏令的”起草机器”，更成为国家政策的”智囊中枢”。

2.3三省制衡的理想状态

初唐的政治设计中，中书省与门下、尚书形成”起草-审核-执行”的闭环：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主执行。这种制衡在《唐六典》中有清晰记载：“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复奏而施行之；小事则署而颁之。”也就是说，重要诏令必须经过门下省审核，若门下认为”不便”，可以”涂归”（修改后退回），称为”封驳”。

比如贞观四年（630年），太宗命重修洛阳宫，中书省起草诏令后，门下省给事中张玄素立即封驳：“今日财力，何如隋世？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甚于炀帝！”太宗不仅接受谏言，还重赏张玄素。这种”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的制衡机制，让初唐的中书省既保持了决策的专业性，又避免了权力的过度集中。

三、盛唐调整：从”制衡”到”集权”的转向

3.1玄宗朝的行政效率需求

开元年间，唐朝进入鼎盛时期。随着疆域扩大、人口增长，国家事务日益庞杂。原有的三省制衡机制虽然稳妥，但效率低下——一份诏令往往要经过中书起草、门下封驳、中书修改、再呈皇帝的反复流程，有时甚至”旬月不决”。这种情况在处理紧急军务（如对吐蕃的战争）、赈灾救荒时尤为突出。

唐玄宗是个务实的皇帝，他需要一个更高效的中枢机构。于是，原本作为”平衡器”的中书省，开始被赋予更多权力。史载开元十一年（723年），玄宗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下设五房（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直接对应六部事务。这一改革意味着，中书省从单纯的”诏令起草机构”，转变为”决策-执行”一体化的中枢政务中心。

3.2中书令的权力膨胀

在效率优先的导向下，中书令的地位急剧上升。初唐时，中书令与侍中（门下省长官）、尚书左右仆射同为宰相，“共议国政”。但到了开元时期，中书令逐渐成为”首席宰相”。比如张说担任中书令时，不仅主持起草诏令，还直接参与吏部选官、兵部调兵；李林甫为相时，“专掌枢衡”，甚至可以绕过门下省直接发布”墨敕”（皇帝用墨笔书写的非正式诏令）。

这种变化在具体案例中尤为明显：天宝年间，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其任命流程并未经过门下省封驳，而是由中书令李林甫”面奉御旨”后直接草诏。这固然提高了行政效率，但也埋下了权力失衡的隐患——当中书令集决策、起草、部分审核权于一身时，三省制衡的初衷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