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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科举的形成与社会意义

引言

站在西安大雁塔的斑驳石阶上，望着千年不坠的塔影，总会想起唐代新科进士”雁塔题名”的盛景——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才俊，或出身寒门，或来自小吏之家，在金榜题名的瞬间，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向。这一延续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其源头正可追溯至隋唐。从隋文帝”分科举人”的试探，到武则天”殿试”的创举，再到唐玄宗时期”诗赋取士”的定型，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里程碑，更像一把钥匙，悄然打开了社会阶层流动的大门，重塑了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

一、隋唐科举的形成：从制度萌芽到体系定型

1.1历史背景：九品中正制的崩溃与时代的呼唤

要理解科举的诞生，必须先回望它的”前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这套由曹魏时期陈群创立的选官制度，原本意图通过地方”中正官”评定人才品级，为朝廷选拔德才兼备之士。但随着时间推移，中正官逐渐被世家大族垄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弊端愈演愈烈。到了南北朝后期，南方的王、谢、袁、萧，北方的崔、卢、李、郑等门阀家族，不仅掌控着地方经济命脉，更通过”世官世禄”的方式，将中央官职变成了家族私产。

这种局面在隋唐统一后愈发不可持续。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时，面对的是一个刚结束数百年分裂的庞大帝国：江南士族与关陇集团明争暗斗，山东旧族仍以”郡望”自矜，寒门子弟空有才华却报国无门。隋文帝曾在诏书中感慨：“如闻外州官人，考校不平，州置中正，本拟才德，里闾旧望，以定品级，而乃不精才实，务依党利。”（《隋书·高祖纪》）这种”以族取人”的选官方式，既无法满足中央集权对人才的需求，更与统一王朝”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

1.2隋朝的探索：分科举人的初步尝试

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一道诏书打破了门阀垄断的坚冰：“制诸州岁贡三人”（《隋书·高祖纪》）。这里的”岁贡”不再以门第为唯一标准，而是要求各州推荐”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的人才。这道诏令虽未明确”科举”之名，却标志着选官制度从”荐举制”向”考试制”的转向。到了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建进士科”（《旧唐书·薛登传》），这一事件被后世公认为科举制度正式诞生的标志。

隋朝的科举尝试虽显稚嫩，却已具备后世科举的核心特征：其一，分科考试，设置秀才、明经、进士等科目，其中进士科因”试策”（即对时政的分析论述）最能考察实际能力，逐渐成为最受重视的科目；其二，自由报考，虽未完全放开，但已允许”怀牒自列于州县”（即携带文书自行申请），打破了过去完全由官府推荐的限制；其三，中央集权，考试最终由尚书省吏部主持，将选官权从地方收归中央。

可惜隋朝国祚短暂，科举制度尚未完善便随王朝覆灭。但正如唐初名臣魏徵所言：“隋虽骤亡，然其创制，实为唐之根基。”（《隋书·后论》）那些在隋朝通过科举入仕的寒门士子，如房玄龄的父亲房彦谦（曾以”学行”被荐入仕），后来成为唐朝的重要政治资源。

1.3唐朝的完善：从制度框架到文化符号的定型

唐朝建立后，科举制度在继承中创新，逐渐形成了严密的体系。唐太宗曾站在端门之上，望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入，笑着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唐摭言》）这句话道破了唐朝统治者对科举的重视——它不仅是选官手段，更是收拢人心、巩固统治的工具。

1.3.1科目体系的丰富

唐代科举分”常科”与”制科”两大类。常科是每年定期举行的考试，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法律）、明算（数学）、明字（文字学）等六科，其中明经、进士最受重视。明经主要考儒家经典，分”帖经”（类似填空题，将经书某行贴住部分文字，考生补全）、“经义”（解释经文）、“时务策”（对时政的对策）三部分；进士科则更重能力，除帖经、策论外，唐玄宗开元年间增设”诗赋”考试，要求考生当场创作诗歌赋文，这一变化直接推动了唐代文学的繁荣。

制科是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考试，目的是选拔特殊人才，科目名称随需要而定，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等。大诗人白居易便曾在贞元年间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其策论《策林》至今仍是研究唐代政治的重要文献。

1.3.2考试流程的规范

唐代科举的流程已相当严密：首先是”解试”，由州县主持，通过者称”举人”，获得参加中央考试的资格；接着是”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持（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后改由礼部侍郎主考），通过者称”及第”；最后是”吏部试”，考察”身、言、书、判”（体貌、言辞、书法、判案能力），合格者才能授官。

为保证公平，唐代还出现了早期的防弊措施：如”别头试”，即主考官的亲属需另设考场考试；“糊名”虽未全面推行，但部分考试已开始将考生姓名密封；更值得一提的是”行卷”与”纳卷”制度——考生可在考前将自己的作品呈送文坛名士或达官贵人，以获得推荐，这虽可能导致请托之风，但也客观上促进了文学创作的交流（如白居易以《赋得古原草送别》向顾况行卷，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