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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四省区散养肉牛BVDV的流行病学剖析与毒株基因组测序研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牛病毒性腹泻病毒（BovineViralDiarrheaVirus，BVDV）是黄病毒科瘟病毒属的成员，其感染牛后可引发牛病毒性腹泻-黏膜病（BovineViralDiarrhea-MucosalDisease，BVD-MD）。该病毒呈全球性分布，给世界养牛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是危害养牛业的重要疫病之一。BVDV具有高度的传染性，主要通过直接接触感染牛或摄入被污染的饲料和水传播。其宿主范围广泛，除了牛之外，还可感染山羊、绵羊、鹿等多种反刍动物。

感染BVDV的肉牛会出现多种临床症状，如腹泻、发热、黏膜溃疡、免疫抑制、呼吸道疾病和繁殖障碍等。在严重的情况下，BVDV感染可导致牛只死亡。尤其是持续性感染（PersistentInfection，PI）牛，虽然可能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但它们终身带毒、排毒，是病毒传播的重要传染源，能够在牛群中持续传播病毒，导致疫情的长期存在和蔓延。

随着我国肉牛产业的快速发展，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模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其中散养模式在西部地区仍占据一定的比例。中国西部四省区（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地理环境复杂，气候条件多样，肉牛养殖以散养为主，饲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这为BVDV的传播和流行提供了有利条件。据相关研究报道，西部地区部分牛场BVDV抗体阳性率较高，表明BVDV在该地区的流行较为广泛。然而，目前对于中国西部四省区散养肉牛BVDV的流行病学研究还相对较少，对该地区BVDV的流行情况、毒株特性等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中国西部四省区散养肉牛BVDV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掌握该地区BVDV的感染状况和流行特点，为制定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对分离出的一株毒株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和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BVDV的遗传变异规律和进化特征，为疫苗研发、诊断试剂开发以及疫情监测等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这对于保障中国西部四省区肉牛产业的健康发展，减少BVDV对养牛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BVDV的研究起步较早，在病毒的生物学特性、流行病学、致病机制、诊断方法和防控措施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早在1946年，Olafson等首次在美国纽约州发现BVDV，此后，BVDV在全球范围内陆续被报道。经过多年的研究，国外学者明确了BVDV的分类地位，将其归为黄病毒科瘟病毒属，并根据基因组差异和生物学特性将其分为BVDV1和BVDV2两个基因型，每个基因型又包含多个基因亚型。在流行病学方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BVDV的流行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BVDV在世界各地的养牛国家均有分布，且感染率存在差异。在致病机制研究方面，深入探讨了BVDV感染对牛免疫系统、生殖系统等的影响，揭示了病毒的免疫逃逸机制和持续性感染的发生机制。在诊断方法上，建立了多种灵敏、准确的检测技术，如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等，为疫情监测和诊断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在防控措施方面，一些国家通过实施严格的疫病监测、隔离、淘汰感染牛以及疫苗接种等综合防控策略，有效地控制了BVDV的传播和流行。

国内对BVDV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李佑民等在吉林分离出1株与国外报道相同的BVDV，命名为184V株，标志着我国对BVDV的研究正式开始。此后，国内学者对BVDV的流行病学、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和防控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BVDV在我国牛群中广泛流行，不同地区、不同养殖模式下的牛群感染率存在差异。在分子生物学研究方面，对我国分离的BVDV毒株进行了基因分型和遗传进化分析，发现我国流行的BVDV主要为BVDV1型，其中1a和1b亚型较为常见。在诊断技术方面，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检测方法，开发出了多种适合我国国情的诊断试剂和方法。在防控措施方面，虽然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但由于养牛业规模化程度较低，饲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疫情防控难度较大，BVDV在我国部分地区仍呈高发态势。

然而，目前国内外对于中国西部四省区散养肉牛BVDV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对该地区BVDV的流行病学调查不够全面系统，缺乏对不同地区、不同养殖模式下BVDV感染率和流行特点的深入分析。另一方面，对该地区BVDV分离毒株的全基因组测序和分析较少，无法全面了解其遗传变异特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