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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中国目录学成就：从传统裂变到现代重构的百年历程

一、20世纪中国目录学的历史转型与发展脉络

（一）近代化进程：从“辨章学术”到“知识导航”的范式转换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古老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国门，西学东渐的浪潮汹涌澎湃，给传统学术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中传统目录学体系首当其冲。在这一时期，大量西方学术著作涌入中国，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众多领域，其丰富的内容和全新的知识体系，使得延续千年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难以将这些西学书籍妥善归类，传统目录学在文献分类上陷入了困境，体系危机凸显。

1896年，梁启超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变化，他所编撰的《西学书目表》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在这份书目中，梁启超大胆创新，打破了延续千年的经史子集分类框架，以“学、政、杂”三分法对西学书籍进行分类。“学”类主要收录自然科学相关书籍，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展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魅力；“政”类则囊括社会科学领域，像政治、法律、经济等，反映西方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理念；“杂”类容纳了一些难以归入前两类的综合性书籍。这种分类方式虽还略显稚嫩，但却首次构建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综合类的现代分类雏形，标志着中国目录学开始突破传统藩篱，向适应新时代需求的知识导航功能转变。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新的分类方法，以适应西学大量涌入的现状，目录学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传统文献的整理，更承担起为读者指引知识方向的重任。

西方目录学理论也在这一时期悄然传入中国。1909年，孙毓修在《图书馆》一文中，系统译介西方目录学，详细介绍西方目录工作的流程和方法，尤其引入杜威十进分类法。杜威十进分类法将知识分为十大类，再层层细分，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为中国目录学带来了全新的思维模式和分类标准，加速了中国目录学的近代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采用这种分类法来组织馆藏图书，方便读者查找借阅，目录也从单纯的学术史工具，逐渐转变为面向公众的阅读指南，走进了普通读者的生活，在知识传播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

（二）现代化进程：中西融合与学科独立的三个阶段

20世纪中国目录学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目录学理论持续引入的推动下展开的，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1949年的新旧互构期。这一时期，西方目录学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入古老的中国目录学领域，与传统目录学相互碰撞、交融，形成新旧并呈的独特局面。李小缘对当时的目录学家进行梳理，将其分为“史的目录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校雠目录学家”“新旧俱全者”四大流派。“史的目录学家”坚守传统，秉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深入研究古典书目，总结古典目录学史，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便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品。在书中，余嘉锡深入剖析古典目录学的学术源流和方法，强调其在学术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为新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借鉴。而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1937）则另辟蹊径，开创“主题分述法”，以主题为线索，系统阐述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历程，首次构建起现代目录学史体系，使中国目录学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让人们对目录学的历史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识，是新旧融合的典范之作，在目录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二阶段是1949-1978年的理论重构期。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目录学积极借鉴苏联目录学理论，开启了全新的理论建设征程。这一时期，目录学研究聚焦于研究对象与学科定位等根本性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大讨论。众多学者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对目录学的内涵、外延、研究范畴等进行剖析，试图构建符合新中国发展需求的目录学理论体系。1975年，《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一版颁布，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知识进行科学分类，构建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分类体系，涵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等各个领域。这一分类法的诞生，标志着新中国目录学标准化体系初步建立，为图书馆的文献组织、分类编目提供了统一标准，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目录学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

第三阶段是1978年至今的创新拓展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先进的目录学理念和技术再次涌入中国。MARC（机读目录）格式的引入，使书目信息得以数字化存储和传播，大大提高了书目数据的处理效率和共享程度；书目控制论的兴起，促使人们从宏观角度对书目资源进行规划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书目情报理论的传入，更是引发目录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催生“文献-读者”双向交流的研究范式。1996年完成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堪称传统目录学与现代技术结合的典范之作。这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