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正义：基层人民法院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实践与创新——以生态环境与社会关系修复为核心.docxVIP

修复正义：基层人民法院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实践与创新——以生态环境与社会关系修复为核心

一、恢复性司法程序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定位

（一）概念解析：从惩罚到修复的司法范式转型

在传统的司法认知中，犯罪被视为对国家法律秩序的公然挑衅，司法的主要职责便是依据既定法律，对犯罪行为进行严厉的惩处，以实现刑罚的报应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理念的不断进步，这种单纯强调惩罚的司法模式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恢复性司法程序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了传统司法范式的禁锢，将司法的核心目标从单纯的惩罚转向对犯罪所造成的各种损害的全面修复。

恢复性司法以修复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社会及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为核心，通过构建犯罪方、被害方及社区的对话机制，推动责任承担从“刑罚报应”向“损害修复”转变。基层法院在实践中注重将司法裁判与生态修复、社会关系重建相结合，如江苏法院明确“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裁判原则，要求被告人通过补种复绿、增殖放流等方式承担责任，体现了司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

在这一全新的司法理念下，犯罪不再仅仅被看作是对抽象法律规则的违反，而更多地被视为对具体个体权益、社会和谐关系以及生态平衡的直接破坏。恢复性司法程序强调犯罪方主动承担责任，积极采取行动弥补其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物质损失与精神创伤，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网络，尽可能使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恢复到原有状态。它为犯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更加全面、人性化且注重实效的路径。

（二）价值重构：多元主体利益的平衡与共赢

相较于传统司法模式侧重于对犯罪人的惩处，恢复性司法着眼于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强调被害人权益救济、犯罪人再社会化及社区功能修复的统一。它为各方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平等对话、共同参与解决问题的平台，力求在司法过程中实现多元主体利益的平衡与共赢。

在泾源县非法猎捕中华蟾蜍案件中，法院通过增殖放流、义务巡河等替代性责任承担方式，既修复了野生动物资源，又通过巡回审判向社区公众传递生态保护理念，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这一案件中，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彰显。从被害人角度来看，野生动物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的减少对整个生态环境和公众利益造成了损害，通过增殖放流等措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损害，保护了公共利益；从犯罪人角度出发，让其参与到生态修复的实际行动中，如义务巡河，不仅是对其犯罪行为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更是一种教育和改造的过程，有助于促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为重新融入社会奠定基础；对于社区而言，巡回审判的开展是一次生动的法治教育和生态保护宣传活动，提高了社区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促进了社区生态文化的建设，有助于修复和强化社区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功能。

二、基层法院恢复性司法的实践探索与典型模式

（一）生态环境修复的立体化实践

补种复绿：从“破坏者”到“修复者”的角色转换

在生态环境犯罪案件中，基层法院积极推动“补种复绿”措施的实施，实现了犯罪人从生态“破坏者”到“修复者”的深刻角色转变。江苏苏州姑苏区法院在处理滥伐林木案时，责令被告人在太湖湖滨湿地公园栽种池杉并负责养护，存活率需达85%，未成活部分需及时补种。这一举措不仅对被告人起到了惩戒作用，更直接推动了当地生态环境的修复，池杉的种植有助于改善太湖湖滨的生态景观，增强湿地的生态功能，如净化水质、涵养水源、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等。

罗山县法院设立“补植复绿”教育示范基地，要求滥伐林木的被告人按1:2比例补种树苗，并联合林业部门监督养护。通过这种方式，受损林地植被得到有效恢复，同时也为当地群众树立了生态保护的示范。在基地内，被告人在林业部门专业指导下进行补种和养护工作，他们亲身体验到生态修复的重要性和艰辛，增强了自身的生态保护意识。这种从单纯的刑罚惩处到积极参与生态修复的转变，体现了恢复性司法对犯罪人改造和生态环境修复的双重关注，强化了犯罪人的责任意识，使他们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和宣传者。

多元修复手段的协同适用

除了补种复绿，基层法院还积极探索多元修复手段的协同适用，以实现对生态环境更全面、更有效的保护。泾源县法院针对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案件，探索“增殖放流+劳务代偿”模式。在中华蟾蜍保护案件中，责令被告人购买同品种蟾蜍放生，并通过义务巡河、普法宣传等方式弥补生态损害。增殖放流直接补充了野生动物资源，有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义务巡河可以及时发现和阻止破坏水生态环境的行为，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普法宣传则提高了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从源头上减少类似犯罪的发生。这种多元修复手段的协同运用，形成了全方位的生态保护体系，使生态环境在多个层面得到修复和改善。

江苏法院建立46个环境司法修复基地，涵盖湿地保护、耕地复垦等领域，形成“一案一修复方案”。根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