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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矿业政策研究

引言

站在南京明故宫遗址的断壁残垣前，脚下的青石板或许曾留下运送矿石的马车轮痕；翻开《天工开物》里“五金”卷的泛黄纸页，宋应星笔下“凡取煤经历久者，从土面能辨有无之色”的记载，又将我们拉回那个矿冶业蓬勃发展的时代。明代是中国古代矿业发展的重要转折期——从洪武年间的严格官营到成化后的民营松动，从永乐朝的“得不偿费”到万历矿监的“天下骚然”，矿业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帝国财政、社会矛盾与技术进步的复杂光谱。本文将沿着时间脉络与制度逻辑，深入剖析明代矿业政策的演变轨迹、内在动因与历史影响，试图还原那个“矿脉连国脉”的真实图景。

一、明代矿业政策的历史演变：从严格管控到矛盾激化

1.1洪武至永乐：官营主导下的“强控制”模式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草莽，对“利出一孔”的治国逻辑有着深刻理解。开国之初，他便将矿业视为“国之重器”，在《大明律》中明确规定：“凡盗掘金银铜锡等矿者，比照窃盗罪加一等治罪。”这种严苛的管控，首先源于对前朝教训的警惕——元未天下大乱，许多流民便是借采矿聚集山林，成为反元力量的温床；其次则是为了集中资源巩固政权：洪武六年（1373年），朝廷在全国设立13处官营铁冶所，江西进贤、湖广兴国等地的铁矿，全部由工部直接管理，矿工身份被编入“匠籍”，世世代代不得脱籍。《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官营铁冶的岁课（即矿产品税收）高达1847万余斤，相当于当时全国官田夏税米的三分之一。

永乐皇帝朱棣“靖难”登基后，对矿业的需求更趋多元。一方面，他延续了官营传统，尤其重视战略资源：为打造郑和宝船，福建、广东的官营船厂直接控制附近的铜矿、锡矿，确保船锚、罗盘的原料供应；另一方面，他对贵金属矿表现出特殊兴趣——永乐五年（1407年），云南大理、四川会川等地的金银矿被大规模开采，甚至派宦官常驻矿场“督采”。但这种“重金银轻民生”的倾向很快暴露出问题：云南银矿“得不偿费”的奏疏不断递入内廷，矿工因长期劳累、矿洞坍塌而死者不计其数，连朱棣本人也在晚年感叹：“采银之役，实劳民也。”

1.2宣德至成化：定额课税与民营萌芽的博弈

宣德年间（1426-1435年），明帝国进入“守成期”，矿业政策开始从“强控制”向“制度化”过渡。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颁布《矿课则例》，规定铁矿每三十分取其二，银矿每十分取其三，将之前随意性较强的“抽分”改为固定税率。这种变化背后，是官营矿业效率的持续下滑——许多官矿因管理腐败、矿工逃亡，实际产量不足额定的六成；而民间私采却屡禁不止，浙江、福建的山区里，“盗矿者”白天务农、夜晚开矿，官府的巡查队前脚走，矿洞后脚又开。

到了成化年间（1465-1487年），政策出现重大松动。成化三年（1467年），宪宗批准“民得自采，输课于官”，允许百姓在缴纳矿课后自主开采铁矿、铜矿。这一政策的出台，既有现实考量——官矿的铁产量已无法满足民间铁器需求（当时全国每年需铁锅、农具等铁器约2000万斤），也有技术推动：随着“高炉炼铁法”在民间普及，民营矿场的成本比官营低30%以上。《明会典》记载，成化十年（1474年），广东佛山的民营铁冶户已达80余家，年产铁量超过官营时期全国总量的一半。不过，这种松动仅限于“非贵金属矿”，金银矿仍被严格管控，成化皇帝在诏书中强调：“金银之利，国家所重，民间不得私采。”

1.3万历至崇祯：矿监税使与政策崩溃的恶性循环

万历朝（1573-1620年）是明代矿业政策的“滑铁卢”。为填补因“三大征”（宁夏、朝鲜、播州之役）耗尽的国库，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神宗派出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在全国16个省份强征矿税。这些宦官打着“开矿”的旗号，实则“矿不必穴，税不必商”——只要听说某地有“矿脉”，便圈地拆房；只要见到铁器铺、铜器店，便以“隐漏矿税”为由勒索。山东临清的矿监马堂，甚至规定“肩挑背负米豆者，皆令输税”，导致“中人之家，破者大半”。

这种疯狂的掠夺很快引发全国性反抗：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荆州商民群起殴打矿监陈奉，致其随从多人死亡；万历三十年（1602年），云南矿工杨荣因勒索过重被激愤的百姓杀死，尸体被“投之火”。《明史·食货志》评价：“矿税之祸，至于亡明。”即便后来崇祯皇帝废除矿监，但此时的矿业经济已元气大伤——许多民营矿场因长期被盘剥而倒闭，官矿则因管理混乱彻底丧失生产能力，到明亡前，全国铁产量较成化年间下降了60%。

二、明代矿业政策的底层逻辑：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重博弈

2.1财政需求：矿业政策的“指挥棒”

明代财政的“紧平衡”状态，始终是矿业政策调整的核心动因。洪武年间，官营矿业的高税收支撑了军器制造（每年需造甲胄10万副、刀枪20万件）和大型工程（如南京城墙用铁汁浇筑地基）；成化年间允许民营铁矿，是因为官矿税收已无法覆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