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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一、引言：文化遗产的“生命之问”

走在江南某座千年古镇的青石板路上，斑驳的马头墙下，一位白发老人正蹲在老井边洗菜。井栏上“康熙年间重修”的刻字已被岁月磨得模糊，可井里的水依然清冽。转过街角，一座雕梁画栋的古戏台落满灰尘，曾经咿呀的戏文只剩下风穿过木格窗的叹息。这场景像极了当下许多文化遗产的缩影——它们承载着文明的记忆，却在现代生活的浪潮中逐渐沉默。

文化遗产是什么？它是莫高窟壁画里反弹琵琶的飞天，是苏州园林中“一步一景”的造园智慧，是苗绣里传承百年的虫鸟纹样，是闽南古厝前“迎神赛会”的锣鼓声。它们不仅是“老物件”“老规矩”，更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图谱，记录着我们从何而来、因何不同。可当钢筋水泥的高楼遮住了古建筑的飞檐，当短视频的快节奏稀释了传统戏曲的韵味，当年轻工匠为生计放弃家传的手艺，我们不得不问：文化遗产该如何在时代的夹缝中延续生命？

“活化利用”正是对这一“生命之问”的回应。它不是简单的“开发”或“改造”，而是让文化遗产从“博物馆里的标本”变成“生活中的呼吸”，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传承，最终实现“活态传承”的良性循环。这不仅是文化保护的命题，更是文明延续的智慧。

二、困境突围：文化遗产活化的现实需求

要理解“活化利用”的必要性，得先看清文化遗产当前的生存困境。这些困境像一张无形的网，困住了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一）静态保护的局限：从“保护”到“僵化”的隐忧

传统的文化遗产保护常被理解为“封存式保护”——用围栏圈起古建，用玻璃罩住文物，用文字记录非遗。这种方式在短期内能延缓遗产的物理损耗，却也让它们与生活割裂。记得几年前走访浙南一个古村落，村里的明清老宅被列为文保单位后，政府拨款修缮了破损的梁柱，却要求居民搬离。原本住着十多户人家的“大夫第”，如今只剩锁匠定期开门通风。老人们蹲在村口叹气：“房子是修好了，可没人住，木头没了人气，反而更容易糟朽。”

更现实的是资金压力。一座中等规模的古建筑每年维护费用可能高达数十万，全国数以万计的不可移动文物，单靠财政拨款难以为继。某省级文保单位的管理员曾无奈地说：“我们守着宝贝，却连给古建换几片瓦的钱都要到处凑。”静态保护看似“纯粹”，实则难以持续，甚至可能让文化遗产沦为“精致的废墟”。

（二）传承危机的警示：技艺与记忆的“断代之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更令人揪心。它们的“载体”是人，一旦传承人离世或技艺失传，就可能永远消失。在西南某少数民族地区，一位80多岁的银饰匠人告诉我，他带过20多个徒弟，如今只剩3个还在坚持。“年轻人说打银饰太苦，一天蹲在小凳上十小时，手都磨出茧，一个月挣的钱不如去城里送外卖。”他摩挲着工具箱里的老凿子，“这些工具跟了我50年，要是哪天我闭了眼，谁还能打出这种‘拉丝’工艺的银花？”

这种“断代”不仅是技艺的消失，更是文化记忆的流失。比如某地的“旱船舞”，原本是春节祈福的重要民俗，如今会唱传统唱词的老人只剩两位，年轻人即便参与表演，也说不出歌词里“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深意。文化遗产若失去了“活的传承者”，就像一棵树断了根，再茂盛的枝叶也会枯萎。

（三）现代生活的碰撞：从“不合时宜”到“重新对话”的迫切

文化遗产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与当代生活方式的脱节。比如许多传统手工艺的产品，要么过于“老气”不符合年轻人审美，要么功能单一难以融入现代生活。笔者曾在一个陶瓷小镇看到，老匠人还在做传统的粗陶水缸，可现在农村都用塑料桶了，水缸只能堆在仓库里积灰。而隔壁作坊的年轻陶艺师，把传统釉色用在咖啡杯、香插等小物件上，反而供不应求。

再比如戏曲，某地方剧团的老演员说：“我们演《牡丹亭》，台下坐的都是头发花白的观众。年轻人来看戏，拍两张照片发朋友圈就走了，根本静不下心听。”这不是年轻人“不爱传统文化”，而是传统文化没有找到与他们对话的方式。文化遗产若一直“端着架子”，就会被时代的列车越甩越远。

三、破局之道：活化利用的多元路径

面对这些困境，“活化利用”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它需要打破“保护”与“利用”的对立，找到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多元路径。

（一）数字赋能：让文化遗产“活”在当下

数字技术是打开文化遗产新生命的“金钥匙”。它能突破时空限制，让“养在深闺”的文化遗产走到更多人面前。

比如某石窟寺，过去受限于文物保护要求，游客每天只能参观3个洞窟。后来通过高精度3D扫描，将10个主要洞窟完整数字化，游客戴上VR眼镜，就能“走进”洞窟，近距离观察壁画上的飞天，连颜料脱落的细节都清晰可见。更妙的是互动设计：游客可以用手机小程序“修复”虚拟壁画，选择合适的颜料填补脱落处，系统会提示“唐代工匠常用矿物颜料”等知识。这种“参与式体验”让原本严肃的文物变得亲切，据统计，数字化后景区的年轻游客占比从30%提升到65%。

数字技术还能为文化遗产建立“基因库”。某非遗研究中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