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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治理的产权界定方法

在城市的清晨，某片老城区的早餐铺飘出的煤烟味总会让楼上住户皱起眉头；郊区的果园里，养蜂人的蜂群为果农的果树授粉，却从未收到过”授粉服务费”——这些生活中常见的场景，本质上都是经济学中”外部性”的具象表现。当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他人福利产生未被市场价格机制反映的影响时，外部性便悄然发生。正外部性如知识溢出、生态保护带来的社会效益，负外部性如污染排放、噪音干扰造成的公共损害，都在考验着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如何让这些”外部成本”或”外部收益”内部化？产权界定方法作为连接个体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关键纽带，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一、外部性治理的核心矛盾：权利边界的模糊性

要理解产权界定为何能成为外部性治理的有效工具，首先需要回到外部性问题的本质。传统经济学将外部性归因于市场失灵，认为当边际私人成本（或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或收益）发生偏离时，市场机制无法自动实现帕累托最优。但这种分析框架往往忽略了一个更底层的问题：这些成本或收益之所以”外部”，根本原因在于相关主体的权利边界未被清晰界定。

以工业污染为例，当工厂向河流排放废水时，表面看是企业将治污成本转嫁给社会，但更深层的矛盾是：河流的清洁权属于谁？如果沿岸居民拥有”清洁水体使用权”，企业的排污行为就构成对该权利的侵害；如果企业被赋予”有限排污权”，居民则需要通过协商或补偿来维护自身权益。同样，教育的正外部性源于知识传播的非排他性——受教育者无法完全占有知识扩散带来的全部收益，根本原因在于”知识传播权”的界定模糊。

这种权利边界的模糊性，在公共资源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空气、海洋、森林等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资源，由于产权主体缺失或权能分散，往往成为”公地悲剧”的重灾区。例如某片天然渔场，当渔民的捕捞行为缺乏明确的产权约束时，个体的理性选择（尽可能多捕捞）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渔业资源枯竭）。此时，外部性不仅表现为当前捕捞对未来资源的透支，更表现为个体行为对其他捕捞者利益的侵害。

二、产权界定的理论基石：科斯定理的启示

1960年，罗纳德·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的经典理论，为外部性治理提供了全新视角。科斯定理的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无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市场交易都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在现实中交易成本不为零时，初始产权的界定方式会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这一理论打破了传统”政府干预vs自由市场”的二元对立，将外部性治理的焦点转向”如何通过产权界定降低交易成本”。

以邻避效应中的垃圾焚烧厂选址为例：假设居民担心的是”清洁空气权”受侵害，企业追求的是”生产经营自主权”。如果法律明确规定居民拥有”空气质量达标权”，企业要建厂就必须与居民协商补偿方案（如安装更先进的净化设备、提供社区福利）；如果法律赋予企业”合法排污权”，居民则需要联合起来支付费用（如共同出资升级治污设施）来维护自身权益。两种界定方式下，最终是否建厂取决于双方的协商结果，但初始产权的明确能显著降低沟通成本——至少双方不必再为”到底谁有权”争论不休。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科斯定理中的”产权”是一组权利束，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具体权能。清晰的产权界定不仅要明确”谁拥有”，更要界定”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损害他人时如何补偿”。例如在农业领域，当养鸡场的气味影响到周边农户时，仅规定”土地归农户所有”是不够的，还需要明确”土地使用权是否包含不受异味干扰的权利”“养鸡场的经营活动在何种程度上构成对相邻权的侵害”等具体权能边界。

三、产权界定的实践路径：从理论到操作的四大维度

（一）明确产权主体：解决”谁有权”的根本问题

产权主体的明确是一切界定工作的起点。在私有资源领域，主体界定相对简单——房屋归业主、设备归企业，法律文件（房产证、营业执照）已明确权利归属。但在公共资源或混合资源领域，主体界定往往复杂得多。以城市绿地为例，其所有权可能属于全体市民（由政府代行），使用权可能由物业公司管理，收益权（如广告位出租）可能涉及多方利益。此时需要通过立法或协议，明确各主体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层级。

实践中常见的主体界定方式包括：一是法定主体，即通过法律直接规定（如《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二是约定主体，通过合同或协议约定（如村民集体通过村规民约明确集体林地的管理主体）；三是推定主体，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推定（如长期无主的废弃土地，由实际开垦者获得使用权）。需要注意的是，主体界定必须遵循”权利与责任对等”原则——拥有产权的主体必须同时承担相应的维护责任，否则可能导致权利滥用。

（二）划分产权边界：解决”权能范围”的实操难题

产权边界的划分是界定工作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外部性能否被有效内部化。这里的边界包括空间边界、时间边界和行为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