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合一”视角下宗族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区域比较与协同发展研究——以浙江、广东为例.docxVIP

“三治合一”视角下宗族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区域比较与协同发展研究——以浙江、广东为例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一理念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指明了方向，“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应运而生。该体系将村民自治、法治保障和道德约束有机融合，旨在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规范乡村秩序，传承乡村文化，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它不仅是对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与超越，更是适应新时代乡村社会发展需求的必然选择，对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深远意义。

宗族作为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在我国农村地区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社会基础。尽管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宗族的形态和功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其在农村社区治理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浙江、广东等南方地区，宗族的影响力尤为显著，其组织网络广泛分布，文化传统传承有序。例如在浙江的一些乡村，宗族祠堂仍然是村民议事、举办重要活动的场所；广东部分地区的宗族通过族谱、族规等形式，维系着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传承着家族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宗族在协调村民关系、促进公共事务参与、传承乡土文化等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支持。

深入研究“三治合一”视角下宗族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有助于丰富和拓展乡村治理理论的研究范畴，进一步深化对“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解和认识。通过剖析宗族在自治、法治、德治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为构建更加完善的乡村治理理论体系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支撑，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乡村治理研究发展。在实践方面，能够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挖掘宗族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积极因素，引导其与“三治合一”体系有机结合，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为解决当前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如村民参与度不高、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乡村文化传承断裂等，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宗族与农村社区治理的研究，多聚焦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人类学领域。西方学者如弗里德曼（MauriceFreedman）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通过对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的研究，揭示了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其在资源分配、社会秩序维持方面的作用。他认为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通过血缘关系的纽带，构建了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其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规范体系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华琛（JamesL.Watson）则从文化象征的角度，探讨了宗族仪式、祖先崇拜等文化元素在乡村社会整合中的功能，指出这些文化实践有助于强化宗族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促进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在国内，随着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入，宗族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逐渐受到关注。学者肖唐镖通过对南方地区宗族重建的调查研究，指出近十余年来农村宗族的重建较为普遍，尤以南方地区最为突出，宗族在协调村民关系、参与公共事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江西、湖南等地，宗族通过组织集体活动、调解内部纠纷等方式，增强了村民之间的联系和凝聚力，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贺雪峰在对农村社会性质的研究中，分析了宗族意识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认为宗族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民的行为逻辑和价值观念，进而作用于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在一些宗族观念浓厚的村庄，村民在面对公共事务时，往往会基于宗族的利益和立场做出决策，这对乡村治理的策略和效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宋才发指出“三治合一”治理体系源自对乡村治理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与提升，囊括了自治系统、法治系统、德治系统等不同治理系统，其生成与运行机制包括生成机理、善治运行和优化创新。肖杨飞英、王久齐认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也为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方法论导向，但目前面临自治功能遭到削弱、乡村原有传统价值体系明显衰落、法治乡村建设陷入情法两难困境等多重现实挑战。

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与空白。在宗族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结合研究方面，虽有学者提及宗族在自治、德治中的部分作用，但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尚未充分挖掘宗族在“三治合一”框架下的全面作用机制和潜在价值。对于如何引导宗族力量与法治有机融合，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相关研究也较为薄弱。在研究地域上，对浙江、广东等具有典型宗族文化地区的针对性研究不够全面，未能充分展现这些地区宗族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独特模式和经验。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将采用多种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深入剖析“三治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