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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司法认定与理论探析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今社会，腐败问题始终是影响社会公平正义、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破坏政治生态稳定的毒瘤。受贿罪作为腐败犯罪的典型代表，严重侵蚀着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损害政府公信力，破坏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其危害不言而喻。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之一，在司法实践中却面临着诸多复杂情况，其认定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受贿罪的判定，对打击腐败犯罪起着关键作用。

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受贿行为愈发隐蔽和复杂，呈现出多样化的手段和方式。一些受贿者为规避法律制裁，在“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环节大做文章，使得相关案件的认定和处理变得极为棘手。比如，在一些“感情投资”型受贿案件中，行贿者往往在没有具体请托事项时，长期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财物输送，以期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获得利益回报。这种情况下，如何判断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成为司法机关面临的难题。又比如，在一些涉及集体决策的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在集体讨论相关事项时，其行为对最终决策结果产生的影响难以准确衡量，如何认定其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也存在争议。此外，在一些受贿案件中，利益的谋取可能与职务行为之间的关联较为模糊，或者存在多个环节的间接联系，这同样给司法实践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带来挑战。这些现实困境不仅影响了司法机关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从理论研究层面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理解和认识尚未达成完全一致。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性质、内涵、认定标准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见解，理论上的分歧和争议亟待进一步梳理和澄清。深入研究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能够为刑法理论的完善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推动刑法学相关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促进学界对受贿罪本质和构成要件的深入理解。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紧密结合，使理论研究成果能够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提高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的认定和处理水平。

综上所述，深入研究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相关问题，无论是对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现实困境，还是对于完善刑法理论体系，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有助于精准打击受贿犯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国家法治秩序，还能为我国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助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

1.2研究现状综述

在国内，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一直是刑法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展开深入剖析。有学者着重探讨“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构成要件中的性质定位，存在主观要件说与客观要件说两种主要观点。主观要件说主张，该要素是受贿人主观上的一种心理状态，即受贿人在收受财物时内心存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只要这种意图有所流露，无论是否实施实际谋利行为，都应认定为受贿罪。例如，有学者通过对受贿罪主观故意的深入研究，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体现了受贿人对权钱交易不正当性的认知和追求，属于主观故意的一部分，是受贿罪成立的必要主观要素。而客观要件说则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应表现为客观上的行为，如承诺、实施或实现为他人谋利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指出，“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这为客观要件说提供了有力的司法实践依据。

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中“利益”的范围界定，学界也存在广泛讨论。多数学者认为，利益既包括物质性利益，如金钱、财物、工程项目等，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如就业机会、职务晋升、荣誉称号等。还有学者依据利益的合法性，将其分为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正当利益是指通过合法、正当途径获取的受法律保护、社会认可的利益；不正当利益则涵盖了通过违法犯罪、违反政策或公序良俗以及程序不正当等方式获取的利益。在行为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手段方面，普遍认为既可以是积极的作为行为，如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争取项目、审批手续等，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行为，如对违法行为故意放任不管、不履行监管职责等。从利益获取的时间维度来看，有学者将其划分为及时利益、可期利益和待定利益。及时利益是指请托事项明确，通过受托人帮助能够立即兑现的利益；可期利益是指请托事项只是谋取利益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最终利益的获取还受多种因素影响；待定利益则常见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