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变奏”与人性之“隐”的探寻.docx

叙事“变奏”与人性之“隐”的探寻

之所以重新聚焦余华1980年代以来的小说，缘于他在此期间的写作风格，较自己之前的书写习惯，有了明显变化。这不仅体现在作品的外在形式，其内在指向也与当时文坛的求变、求新的潮流高度契合，是作家个性与文坛共性的有机互动。余华在此时的中、短篇所体现出的探索与挑战精神，自是其未来经典长篇小说的必要预设或铺垫。尽管作家在1990年代后，采取了与1980年代不同的小说叙述，但读者依旧能体察其“先锋\的根底所在。在此，如何看待、考掘余华及其作品在转型中“变\与“不变\的元素，无疑是文学研究者的重要思考维度。在变幻中，发现“永恒”之美；在“永恒\中，感悟人与世界的沧海桑田。对于余华，亦应在上述的辩证关系中去深究其作品中的审美内蕴，梳理其写作的心路历程，发现他对“人的问题”的深度追问，凸显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社会批判、灵魂追问的意义。

自1983年在《西湖》第1期发表《第一宿舍》开始，余华的创作已历40余年。可贵的是，他在数十年的写作实践中不断地挑战、突破自己以往的题材边界，总以新的角度与高度，去体察、感悟人生与命运的波诡云谪。从《第一宿舍》到《十八岁出门远行》的转变，到《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再到《兄弟》《第七天》，直到近作《文城》余华的每一次转型与调整，都会给文坛带来一次极大的震撼。这体现了他写作思路的创新，也是对不同读者群的阅读惯性与期待的颠覆。虽然余华的每次转变，都会引起诸多讨论，可这恰恰体现出文学叙事的基本精神：不竭的挑战，即从语言、文体和主题等，对自己以往作品和人们习以为常的写作模式、读者的审美习惯，进行全方位地调整、重塑。可以说，余华不甘停留在叙事的“舒适区”，不断打破惯常思维的束缚，以更独特的视角和题材，来再现世界的齟齬与复杂性。从某种程度上讲，余华40多年的挑战与自我更新，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侧影与缩影。他与其他优秀的作家一起，在变化中呵护着文学审美的“永恒”，继续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奉献出自己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财富。

显然，我们在此要从余华的生命体验与其具体文本出发，包括未被他收录到文集中的“少作”“习作”，来分析、聚焦其1980年代写作转型时，他对人性及其幽暗之处深入、刻骨的挖掘与揭示，即如何理解在“善”与“恶”的辩证关系下对人性本质的思考，这是解锁余华小说的“密钥”。再将余华置于当时的文学史潮流中进行审视，展现其“先锋”的深度与力度，思考作家在变动不居的叙事语境下所描绘的人之境况与人性隐秘，探究其写作中诸种“变”与“不变”的元素。

任何作家都有精神故乡，余华也是如此。他的创作虽靠着强劲的想象方式一对世界中事物的某种特殊的认知、组合、重构一来进行，但他的想象的\资源\却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独有的“生活底色”，尤其是他童年、少年时代的出发地和“回返地”。换言之，作家“怎么写”“写什么”及其背后的哲学蕴藉，都与其生命体验息息相关。同样，余华亦是在诸多元素的“化合”作用下，来成就其写作个性的。

无疑，余华的童年和对家乡的记忆，给予他最初的写作灵感。他曾说：“我的写作全部是为了过去。确切来说，写作是靠过去生活的一种记忆和经验，世界在我心目中形成最初的图像，这个图像是在童年的时候形成的，到成年之后不断重新组合，如同软件升级一样，这个图像不断变得丰富，更加直接可以使用。”①对他来讲，家乡海盐县的历史、街道、河流、气候和方言，业已成为他未来作品中的“原型”。即使定居北京多年，他的作品仍然散发出一股江南小镇的“潮气”。可以看到，因父母工作繁忙且出于安全考虑，童年时代，他和哥哥就被反锁在家中。兄弟二人唯一的乐趣，就是扑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景色。余华的很多作品都留下了他这种经历的“痕迹”——作品中的人物站在窗口向外凝望风景。小说《四月三日事件》里，就有少年主人公在窗前“冥想”的情景的描写。②在此，本来精力旺盛、需要释放活力的童年，却充满被\囚禁在家\的体验。此种经历虽令人压抑，但“无心插柳柳成荫”，竟不经意间开掘出余华非凡的“冥想\与感悟能力，让思维在自我搭建的想象世界中游弋。他还提及少年时代经常在医院出入的记忆，对鲜血、悲痛与死亡的“习以为常”，这些“残酷\的体验性元素成为他未来写作时的重要\资源”。③格非曾谈道：“真正使他受益的是他父亲的那座医院…余华后来多次谈到了那座医院，用的是漫不经心、轻描淡写的语气。这种语气到了他的作品中，则立即凝结成了具有锋利的冰碴。他是那么热衷于描述恐惧、战栗、死亡和鲜血，冷漠和怀疑。”④这都与余华早年的特殊经验息息相关，更是他对人性“冰山一角\体认的开端。

我们看到，余华在很多小说中对死亡、暴力场景描述时出奇地冷静，“零度叙事\的姿态让人不寒而栗，这些都与早年的经验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余华早年的经验构成和对人性的感悟，也摆脱不了大时代的形塑。在19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