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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海外记忆书写及其危机

随着《雷峰塔》《易经》《小团圆》等作品浮出地表，张爱玲的创作版图日趋完整，而“纵观张氏1955年之后的文学叙事，从《雷峰塔》《易经》到《小团圆》，再到人生晚境的《对照记》，自叙传文学贯穿其整个晚期创作”①。由于漂泊海外、频繁搬家、出版受阻等原因，张爱玲长期处于极大的自我挫败与现实焦虑中。来自时间的压迫感与死亡阴影也成为困扰她的精神隐忧，并在她写给友人的书信中时有流露。1965年6月16日，在致宋淇、邝文美夫妇以及夏志清的书信中，张爱玲反复表达：“近来特别感到时间一天天过去得多么快，寒咝咝的。”②“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③同年10月31日致夏志清信中，张爱玲亦再度感喟：“近来时刻觉得时间过去之快，成为经常的精神上的压迫。”④

现实焦虑与时间压迫共同催生了张爱玲一系列记忆书写计划的展开。其中，英文自传体小说《雷峰塔》和《易经》创作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回顾了琵琶由童女到少女的成长历程和生活经验；《小团圆》是采用那篇奇长的《易经》小部分加上爱情故事”③而成，如学者冯睎乾所言：“两部英文自传体小说《易经》（TheBookofChange）及《雷峰塔》（TheFallofthePagoda）就是《小团圆》的创作蓝本。”因此，《小团圆》可看作是对《雷峰塔》与《易经》的改写或者续写；而从张爱玲屡屡把《小团圆》同《对照记》相提并论”③，也不难看出其晚期记忆书写的持续性。

本文正是希望通过对张爱玲海外记忆书写的动力、原因、内容、效果等多方面的综合考察，对其海外写作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展开研究。

一、末代贵族后裔的责任伦理与作为“避难所\的记忆书写

《天才梦》河视作张爱玲最早的自传性文字，不仅生动勾勒出了其童年与少女时期的生活世界，文中的不少细节在其晚期记忆书写中也多有映现，如她三岁时\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③的情景就曾被反复书写，《雷峰塔》中即有琵琶被女佣带去二大爷家串门，二大爷让琵琶背诗的情节叙述，二大爷因听“我\背“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落泪的情节在《对照记》中也出现过。在《雷峰塔》冲，张爱玲对二大爷的身份进行了补白：“二大爷在前清做过总督，她倒没联想到诗里的改朝换代。”③《对照记》冲，张爱玲更直接点明了二大爷的身份一一他就是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人骏。从《天才梦》到《雷峰塔》再到《对照记》，不难发现，对于“煊赫旧家声”的恋慕与追忆以及对于家族历史的重新发现，成为张爱玲念兹在兹的精神依凭。

张爱玲的一系列晚期记忆书写，与因\大家族衰落”引发的对家族记忆的书写冲动相关，而这直接关联着其对《红楼梦》传统的体认。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痴迷可谓贯穿终生，童年时期《摩登红楼梦》的初试笔，前期小说创作中对于家族衰落、男女情事、日常叙事、细节白描的执迷，都是对《红楼梦》浸淫之深的体现。1940年代，马博良在《每月小说评介》中曾评价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池有《红楼梦》的影子，据说女主角曹七巧实在是王熙凤的化身”，谭正璧也曾评价其\熟读《红楼梦》，也熟读《金瓶梅》，这两部最长于描写女性和情欲的过时的伟大作品，却给了她以无限的语汇，不尽的技巧”@。

移居海外后的张爱玲，更是几十年沉溺于“红楼梦魔\不可自拔，为《红楼梦》的考证、辩难倾尽心血，在写给挚友宋淇、邝文美夫妇以及夏志清、庄信正的书信中，《红楼梦》研究亦是其中的高频词，即使在创作和修改《小团圆时，张爱玲也未曾搁置下对《红楼梦》的关注与研究。王德威也从文学的\重写\\回忆\的传统出发，确认张爱玲的自传体创作与《红楼梦》之间的亲缘关系。

“《金锁记》—halfwaybetween［介乎］《红楼梦》与现代之间。”③张爱玲的这一说法很值得追究。作为傅雷口中“文坛最美的收获\的《金锁记》，可以算是张爱玲的早期代表作，因而这句话可看作是张爱玲对自己前期创作风格的总结，介乎《红楼梦》与现代之间，即传统与现代之间，因此，或可认为，《红楼梦》寓着张爱玲对于传统的发现与继承。

对《红楼梦》传统的体认，落实在张爱玲晚期记忆书写中，即“集中在与一种古老的、大体上属于贵族秩序的衰落和消逝”④上。而在张爱玲看来，这种旧秩序的衰亡即是一种传统的消逝，张爱玲一直宣称自己走的是中国旧小说的路子，认为自己创作的底子是很旧的。但可惜的是，此前研究却往往将张爱玲创作与《红楼梦》的关系导引成了张爱玲在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上对作为区别于西方现代文学风格的“中国传统”小说美学风格的继承，而忽略了其背后作为文化观念与历史支撑的传统意涵。为数不多的从家庭关系人手讨论张爱玲与《红楼梦》关联的研究，也仅局限于家族题材创作、闺阁日常叙事等角度，缺乏从深层精神内涵与思想动力处的深人挖掘。

冯至关于“大家族衰落与末代子孙才性关系”的阐发对于理解张爱玲对《红楼梦》传统的体认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