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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书写

如何有效地叙述和想象1960至1980年代的自我和地方，如何讲述那个时代自我和地方的关系，如何在确认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内部差异性元素的同时，建构和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王蒙来说，其在新疆“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①的经历和体验具有独特的资源性价值。作为一个年少成名、历经波折而又才华出众的作家，王蒙能否以及如何用文学的形式承担起以个体故事讲述民族故事、国家故事，以地方讲述承载共同体命运的文化责任？在这些问题上，王蒙2024年由作家出版社再次修订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在伊犁》②，可以说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文学答卷。

一、地方生活的呈现及穿越：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生活根基

共同体有着多种多样的存在形式，“共同体可以表现为家庭、社区、教会、族群、民族等等能使个体寻求归属感的文化形式”③。个体和不同形式的群体，对“多元一体”的国家、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和情感皈依、文化归属，是塑造主体共同体认同的关键。关于国家认同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有研究者认为“国家认同并非意识形态产物或者学术体制内部自转而产生的空洞话语，而有其历史与现实的渊源。这来自于中国的复杂构成一它从来都是多地域、多族群、多语言文化、多宗教民俗的‘多元一体’，其核心凝聚力来自于主体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互动交融”④。《在伊犁》以特定历史情境下伊犁的生活为表现对象和入口，从地域、族群、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等各方面，形象地展示了对这一共同体的深切体认。

《在伊犁》通过对伊犁、新疆地方生活和风俗细致而耐心的描述，成功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象。在王蒙笔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源自生活本身的一种认识，它不是来自理念、说教和政治意识形态需要，而是从生活的土壤中自然而然地生成和呈现的。王蒙是一个热爱生活、始终对生活葆有真诚信仰的作家。他极其注重文学的生活维度，将生活作为其创作的基础和可靠的资源。他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有独特的理解。首先，生活与人密切相关，是“人”的生活而不是外在于人的所谓客观生活或理念化的“生活”。他最喜欢和欣赏“那些惟妙惟肖地刻画生活、刻画人的精神世界的作品”。在他看来，“精神生活当然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反映着社会生活。这种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气息，是我最偏爱的东西。这种生活（包括人的内心）境界，是我最重视、最神往的东西”③。其次，文学表现生活的重点和方法有所不同，或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如实表现，或“不完全是按照生活本来面目，而是按照生活在特定的人的心目中的感受，用类似电影的主观镜头的方法，既表现人的内心，又表现人的环境、遭遇和生活，既追求客观的真实，也追求主观感受的真实”。无论以何种生活为描述重点，以何种方法来表现生活，“不是取消了源于生活、反映生活这一原则，而是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原则”。再次，经历了三十年坎坷人生的王蒙，在复出之后更相信生活的美好，更注重挖掘和表现其积极、美好、温暖、光明、有建设性价值的一面。他反复用抒情的笔调感叹：“生活有多么美好！这仍然是我当今作品的一个主旋律。”“生活仍然是美好的，而且是更美好了！在我飽尝了生活的酸甜苦咸辣五味之后，我更感到了对生活的甘之若饴。”“生活是发展的、变化的、日新月异的…生活中的这些事情会相当快地进入我的小说。我希望我的小说成为时间运行的轨迹。”“生活是不会停滞的…我们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动、大改革的时期我最近又来到新疆伊犁地区了，我要倾听新时期新生活的声息，我要表现新时期新人物的新生活，我应该写出更好一点的新篇章，我必须加油努力！”③上引文章《倾听着生活的声息》完稿于1981年9月作家重返新疆伊宁之际，时间亦在《在伊犁》系列小说之前。王蒙在文中关于生活、时代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的理解，是进入《在伊犁》系列小说的一把钥匙。③小说主人公老王和伊犁人民在特定时代的生活处境及遭遇，关联、言说着民族的历史和人民的心声；伊犁城乡面貌，各民族的生活情态和文化习俗，使小说具有地方百科全书的品质。在上述\客观性\\生活性”的纪实性描述中，始终有“我”的眼睛在注视，有“我”的心灵在触摸，始终洋溢和流淌着激情和温情。正是因“我”的存在，而使伊犁成为渗透着主体认知和体验的独特风景：“这一段经历确实是非常难忘的、奇特的与珍贵的”；在时空转换中，“那时的生活反而愈加凸现和生动迷人”；回忆起来，令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历史的动荡，而是“我们各族人民竟蕴含着那样多的善良、正义感、智慧、才干和勇气”；在沉重的、不幸的年代，“生活仍然是那样强大、丰富、充满希望和勃勃生气”。③因为爱生活，所以渴望表现它。《在伊犁》系列小说通过“简朴的记录”，忠实地描绘特定时代情境下伊犁各族人民的自然生活、心灵世界和精神面貌，艺术地“再现”那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所忽略的“生活”之美。作家通过一种真实却又巧妙的表现本领，使大时代背景下似乎并无多少深刻意义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