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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圣人观：思想演进与时代映照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且关键的阶段，彼时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与分裂的状态。东汉末年以降，各地战争频繁爆发，董卓之乱后，天下陷入纷争，军阀割据，混战不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这些诗句便是当时社会惨状的生动写照。在这样的环境下，士人的生命安全时刻受到威胁，个体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同时，政治斗争波谲云诡，尤其是曹魏中后期司马氏与曹氏之间的权力争斗，使得众多士人在政治漩涡中面临生死抉择，如嵇康因与曹魏王室的姻亲关系及自身性格才华，得罪司马氏而被构陷处死。在这种背景下，士人们对现实政治深感失望与恐惧，开始极力寻求一种能够超脱现实困境的精神寄托。

玄学，作为魏晋时期的主流思想应运而生。它以“祖述老庄”为立论基础，将《老子》《庄子》《周易》并称为“三玄”，专注于探讨远离具体事物的“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力求探寻天地间无穷奥妙的运化作用。玄学的兴起，一方面是对汉代繁琐僵化经学的反叛，东汉经学发展至后期，内容繁杂且思想固化，束缚了士人的思想，而玄学的出现为士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它融合了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与儒家的部分观念，为士人们在乱世中找到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

圣人观，作为玄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与重塑。在传统儒家观念中，圣人是道德与智慧的完美化身，是践行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的典范，如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其言行举止皆为后世所尊崇和效仿。然而，魏晋玄学语境下的圣人观，不再仅仅局限于儒家的道德标准，而是融入了道家的自然、逍遥等理念，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玄学家们通过对圣人的重新阐释，赋予了圣人新的内涵和形象，他们所塑造的圣人，既具有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能够超越世俗的名教束缚，达到自然无为的逍遥之境，又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儒家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关怀，试图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例如，嵇康虽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将孔子描述为兼爱济物的君子、知人识人的良师、穷理尽性的圣人以及为民请命的楷范。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实际上反映了魏晋时期圣人观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即玄学家们在批判儒家名教的同时，也在试图汲取儒家圣人观中的合理成分，与道家思想相融合，构建出一种新的圣人形象。

研究魏晋玄学圣人观，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魏晋玄学圣人观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环节，它不仅是对先秦道家和儒家圣人观的继承与创新，更是开启了后世宋明理学对圣人境界探讨的先河，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思想资源。例如，王弼、郭象等玄学家通过对圣人“体无”“体本”等观点的阐述，深化了对本体论和人性论的思考，对后世哲学的本体论建构和人性探讨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文化史的角度而言，魏晋玄学圣人观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风貌和士人的精神追求，它是魏晋时期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与当时的文学、艺术、宗教等领域相互影响、相互交融。通过研究玄学圣人观，可以更好地理解魏晋时期的文化特征和士人的思想心态，以及这一时期文化对后世文化发展的影响。例如，玄学中所倡导的自然、逍遥的精神境界，对魏晋时期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文学作品更加注重表达个体的情感和精神追求，艺术创作更加追求自然、空灵的审美风格。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国内研究状况来看，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魏晋玄学的研究被纳入科学分析的轨道。汤用彤先生在1938-1947年期间陆续写成9篇具有拓荒意义的系列论文，1957年结集出版为《魏晋玄学论稿》。他深入剖析了魏晋玄学思想渊源、学术方法、哲学特质、发展阶段以及历史影响等，形成全面系统的学理体系，为魏晋玄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在探讨玄学思想渊源时，汤用彤先生梳理了汉魏学术的演变，指出玄学是在对汉代经学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融合道家思想而形成的。此后，学界对魏晋玄学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领域逐渐拓宽，涵盖本体论、自然观、政治学、人性论、人才论、认识论等多个方面。在本体论研究中，学者们围绕“有”与“无”的关系展开深入探讨，分析玄学家们对世界本质的认知；在自然观方面，研究玄学家对自然的理解以及自然与名教的关系。

在圣人观的研究上，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魏晋玄学圣人观进行探究。有学者从儒道融合的角度出发，分析王弼、郭象等玄学家如何通过对圣人的重新阐释，实现儒道思想的融合，如王弼通过“体无”赋予孔子“自然化”色彩，郭象以“体本”进一步发展，展现“老庄不及孔”的尊孔趋向，实现无为与有为的统一，肯定了圣人所创之名教存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