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同受贿犯罪主体：构成、认定与司法实践解析.docxVIP

论共同受贿犯罪主体：构成、认定与司法实践解析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今社会，腐败问题如同毒瘤，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稳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共同受贿作为腐败行为的一种常见且复杂的表现形式，广泛渗透于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社会组织乃至学术研究等多个关键领域。其本质是多方为谋取私利，通过非法手段相互勾结、串通一气，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阻碍了企业的规范经营，侵蚀了社会公正的根基。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共同受贿案件的曝光，如一些政府工程项目招标中，官员与企业相互勾结，通过操纵招标流程收受巨额贿赂；某些行政审批环节，公职人员与中介机构合作，以权谋私，这些案例不仅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凸显了深入研究共同受贿犯罪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司法实践中，共同受贿犯罪由于涉及多个主体、多种行为方式以及复杂的利益关系，给案件的认定和处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不同司法机关对相关法律条款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差异，导致对共同受贿犯罪的判定标准不统一，执法尺度不一致，这不仅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也削弱了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力度。

从廉政建设的角度来看，深入研究共同受贿犯罪主体，有助于精准打击腐败行为，净化政治生态。明确不同主体在共同受贿中的责任和地位，能够使反腐败工作更具针对性，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在司法实践中，准确界定共同受贿犯罪主体，能够为司法机关提供清晰的裁判依据，减少司法争议，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实现司法公正。对于法学理论的完善而言，共同受贿犯罪主体的研究能够丰富和发展刑法学中关于共同犯罪和身份犯罪的理论，填补理论研究的空白，进一步厘清不同主体在犯罪构成中的关系和作用，为法学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于共同受贿犯罪主体的研究，不同法系国家有着各自的侧重点。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其刑法理论注重对犯罪构成要件的精确分析。在共同受贿方面，强调犯罪主体之间的意思联络和行为分担。德国刑法理论中，对于共同受贿犯罪主体的认定，要求各主体之间存在明确的共同犯罪故意，并且在行为上相互配合，共同实施受贿行为。日本刑法学界则围绕非身份者在共同受贿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展开深入探讨，部分学者认为非身份者可以通过与身份者的勾结，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但在具体的认定标准和处罚原则上存在多种观点。

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英国，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在共同受贿犯罪主体的认定上，通过大量的司法判例总结出判断规则。美国在司法实践中，注重考察各主体在受贿行为中的实际参与程度、所起的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果非国家工作人员在共同受贿中积极参与策划、实施，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同样会被认定为共同受贿犯罪主体。英国的法律体系中，对于共同受贿犯罪主体的认定也强调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一致性，同时考虑到不同主体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量刑的影响。

国内对于共同受贿犯罪主体的研究成果丰富。在理论层面，学者们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展开激烈讨论，形成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主要观点。肯定说认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伙同受贿，符合共同犯罪理论和犯罪构成理论，应构成受贿罪共犯。例如，在一些实际案例中，企业主与政府官员勾结，企业主利用官员的职务便利获取商业利益，同时给予官员财物，企业主虽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因其在共同受贿中的积极参与和利益关联，应被认定为共犯。否定说则从立法模式和刑法的谦抑性出发，认为法律对身份犯罪的共犯有明确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应轻易被认定为受贿罪共犯，以免扩大刑罚打击范围。

在实践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为共同受贿犯罪主体的认定提供了重要依据。200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的情形，为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了具体标准。各地司法机关在实际办案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做法和案例，进一步丰富了对共同受贿犯罪主体认定的实践经验。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理论研究方面，对于共同受贿犯罪主体中不同身份者之间的责任划分和量刑均衡问题，尚未形成统一且完善的理论体系。例如，在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案件中，如何根据各自的行为性质、作用大小准确量刑，理论界存在多种观点，缺乏明确的定论。在实践应用中，虽然有司法解释作为指导，但在具体案件的认定过程中，由于案件情况复杂多样，司法人员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差异，导致对共同受贿犯罪主体的认定标准不够统一，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型受贿形式的出现，如通过虚拟财产、股权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