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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既判力扩张：理论、实践与完善路径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中，既判力是一项极为关键的制度，其核心价值在于维护司法的权威性、稳定性以及法律关系的确定性。既判力的存在，意味着生效裁判具有终局性的拘束力，不仅约束案件的当事人，使其不得就已决事项再次提起诉讼，同时也约束法院，防止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这一制度犹如基石，稳固地支撑着整个民事诉讼秩序，确保司法活动能够高效、公正地解决纠纷，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民事法律关系的日益复杂多样，传统的既判力理论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在众多复杂的民事纠纷中，严格遵循既判力仅在当事人之间生效的原则，已难以满足现实司法实践的需求。例如，在涉及多方主体的合同纠纷、侵权纠纷以及公司治理纠纷等案件中，常常出现一些与案件结果存在密切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他们虽未直接参与前诉，但前诉的判决结果却对其权益产生重大影响。若既判力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向这些第三人扩张，可能导致第三人通过另行起诉等方式重新争议已决事项，不仅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容易引发不同判决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严重损害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从国际司法交流与合作的层面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跨国、跨区域的民事纠纷日益增多。在处理这些涉外民事案件时，既判力的扩张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既判力的范围和适用规则存在差异，这就使得在国际司法协助和判决承认与执行等方面，容易产生诸多障碍和冲突。例如，在跨境商业交易纠纷中，若不同国家法院对既判力扩张的认定标准不一致，可能导致同一案件在不同国家的司法程序中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这无疑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风险，阻碍国际经济交往的顺利进行。

在我国，民事既判力扩张问题不仅在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在理论研究方面却相对薄弱。当前，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于既判力扩张的规定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和明确性，导致法官在具体案件的裁判过程中，往往缺乏统一、明确的法律依据，难以准确把握既判力扩张的条件、范围和程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一致性。例如，在一些涉及代位权诉讼、第三人撤销之诉等特殊类型的案件中，由于缺乏清晰的既判力扩张规则，法官对于如何判断前诉判决对第三人的效力，常常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

在此背景下，深入开展对民事既判力扩张问题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加强对民事既判力扩张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既判力作为民事诉讼法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其扩张问题的深入探讨，能够丰富和深化我们对既判力本质、功能和范围的理解，推动民事诉讼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同时，通过对既判力扩张问题的研究，还可以促进民事诉讼理论与其他相关法学理论的交叉融合，为解决复杂的民事法律问题提供更为全面、系统的理论支持。

从实践意义的角度出发，研究民事既判力扩张问题，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加明确、具体的裁判指引。通过明确既判力扩张的条件、范围和程序，可以有效减少法官在裁判过程中的自由裁量空间，避免因裁判标准不统一而导致的同案不同判现象，提高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同时，合理的既判力扩张规则，有助于一次性解决纠纷，避免当事人的讼累，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此外，在涉外民事案件中，明确既判力扩张规则，还有助于加强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司法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国际民商事纠纷的有效解决，推动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大陆法系国家对民事既判力扩张的研究起步较早，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立法实践。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其理论界对既判力扩张的研究深入且全面。德国学者萨维尼率先提出赋予审判理由以既判力的观点，认为不仅诉或反诉的判决具有既判力，所有先决问题或实体适格问题的确定也具有既判力，但法官的主观心证除外。此后，策纳提出“意思关联说”，主张当前诉确定的诉讼标的法律效果与后诉存在法律上的意思关联时，前诉判决理由中的判断亦有既判力。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特定类型的案件，如涉及身份关系、公司法律关系等案件，法院会根据具体情况，合理地扩张既判力的范围，以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和法律关系的稳定。例如，在公司决议纠纷案件中，法院的判决不仅对参与诉讼的股东具有拘束力，对于未参与诉讼但与公司决议存在利害关系的其他股东，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既判力。

日本在借鉴德国既判力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司法实践，对既判力扩张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日本学者新堂幸司提出了“争点效”理论，认为前诉中双方当事人争执且法院审理并作出判断的争点，在后诉中具有通用力，后诉当事人不得提出违反该判决的主张及举证，后诉法院也不得作出与之相矛盾的判断。尽管这一理论在日本学界和实务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