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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的法律困境与出路：基于实践与立法的双重审视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国际商事交往愈发频繁。国际商事仲裁作为解决跨国商事争议的关键方式，凭借其专业性、高效性、灵活性以及必威体育官网网址性等显著优势，已成为国际通行的争议解决途径。其中，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的实践日益增多，这一现象既反映了我国仲裁市场的逐步开放，也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问题。

从发展趋势来看，自2011年《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在前海合作区引入国际商事仲裁，到2015年国务院提出支持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入驻上海自贸区，再到2020年将相关政策扩展至北京特定区域，我国对境外仲裁机构来华仲裁的态度逐渐松绑且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截至目前，包括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国际商会仲裁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内的多家知名仲裁机构已入驻上海自贸区。2013年的“龙利得案”首次确认了约定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仲裁协议的效力，2020年的“大成产业案”和“布兰特伍德案”进一步在仲裁协议效力、裁决国籍属性和执行依据等方面提供了司法实践范例，推动了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研究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的相关法律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从完善法律体系角度而言，我国现行仲裁立法体系主要包括仲裁法、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但仲裁法自1994年颁布至今尚未进行实质性修改，存在诸多与国际商事仲裁通行标准不一致和不兼容之处，如通篇使用“仲裁委员会”等本地化措辞，将境外仲裁机构排除在外；高度强调“仲裁委员会”对仲裁协议效力、仲裁裁决国籍等的认定作用，与国际通行标准相悖；缺失对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从事仲裁活动的规定。通过对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能够为仲裁法的修订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填补法律空白，协调法律冲突，使我国仲裁法律体系更加健全、合理，与国际接轨。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仲裁是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一带一路”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重要方式。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能够满足当事人在主场参与国际仲裁活动的现实需求，降低境内当事人的争议解决成本，使其在更为熟悉的司法环境中解决争议，获得类似于体育赛事中的“主场”优势。同时，有利于内地仲裁业和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发展，扩大内地仲裁服务市场容量，促进我国涉外法律专业人才近距离参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提升我国仲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丰硕。在仲裁协议效力方面，AlanRedfern和MartinHunter在《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践》中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仲裁协议效力认定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只要当事人明确表达了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意愿，且仲裁事项具有可仲裁性，仲裁协议应被视为有效。对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学者们对《纽约公约》展开了深入研究，剖析各缔约国在公约框架下的义务与权利，探讨公约在协调各国仲裁法律制度差异方面的作用，如PierreMayer在研究中详细阐述了《纽约公约》中公共政策条款在不同国家的适用标准及实践差异。在仲裁机构相关研究中，国外学者关注仲裁机构的独立性、专业性以及其在仲裁程序中的职能定位，认为仲裁机构应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为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提供高效服务。

国内学界对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而逐渐深入。在仲裁协议效力研究上，赵秀文教授在《国际商事仲裁及其适用法律研究》中指出，我国应在遵循国际通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合理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尤其对于涉及境外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应充分考虑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和仲裁地法律。在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学者们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与《纽约公约》的衔接问题，指出我国在公共政策适用、审查程序规范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应进一步明确相关标准，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关于境外仲裁机构准入及监管问题，宋连斌、武振国等学者认为，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有利于完善我国仲裁法律服务市场、提升我国仲裁国际竞争力，但需要充分尊重行业发展规律，给予充分的立法支撑和周全的司法支持。

尽管国内外学者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现有研究在仲裁协议效力认定标准的细化方面有待加强，对于不同类型的仲裁协议，如格式合同中的仲裁协议、多方当事人仲裁协议等，缺乏深入且针对性的研究。在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环节，虽然对《纽约公约》的研究较为深入，但对于如何更好地协调国内法与公约的关系，以及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