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证据法”与王国维的史学实践_孙闻博.pdf

“二重证据法”与王国维的史学实践６３

·新视野·新观点·

“二重证据法”与王国维的史学实践

孙闻博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一、问题的提出

１９２５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二重证据法”。这

是王氏在疑古思潮冲击下，申诉传世材料于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而表达的认识，而且

仅限于有限的几种文字材料。随后，现代考古学兴起，围绕这一方法的评价变动便已

产生。当时对史料态度有革命性变化的学人包括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李济等。李

济反复声明耽溺于文字史料是过时的，并强调要得到“整个的知识”（参见王汎森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原刊于《新史学》第８

卷第２期，１９９７年，收入所著《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１０４—１３９页。相关又可参读ＬｏｔｈａｒｖｏｎＦａｌｋｅｎｈａｕｓｅｎ，“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ｎｏ.６７.２５７，１９９３，ｐｐ.８３９－８４９）。

近年，有关“二重证据法”的反思性探讨，更一度较为集中。一般认为不应该

把“二重证据法”的地位抬得太高。“从古代到近代，不少人都在这样做，并不是王

国维发明的新方法”（裘锡圭、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

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原刊于《文史哲》２００７年第４期，收入《裘锡圭学术文

集》第六卷《杂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０３页）。一些研究还表达了

更多质疑。乔治忠认为这一方法“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起到阻断史学革命、将传统

史学过早衔接于新史学的作用。此后史学界在上古史的研究中，将‘二重证据法’

的负面作用扩大、滥用，造成不良影响，应当及早摒弃”（《王国维“二重证据法”

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南开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西山尚志借鉴卡尔·波普尔

６４中国史研究动态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ＫａｒｌＲａｉｍｕｎｄＰｏｐｐｅｒ）的批判性合理主义，提到“二重证据法所导出的结论总是正

确的（即不可证伪的），所以二重证据法是‘非科学’的理论”，“王国维‘二重证

据法’是不能证伪的陈述和不带风险的理论，所以不能带来任何进步”（《我们应该

如何运用出土文献？———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不可证伪性》，《文史哲》２０１６年

第４期）。

此外，学者还注意对“二重证明法”与“二重证据法”可能存在差异的探讨，

从而将思考进一步引向深入。李锐提到“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从其‘二重证明

法’而来，……讨论处于传说和史实之间的人物及其行事，有明确的对象性和时代

性，相比其来源‘二重证明法’，范围要小很多”，“今人在谈论‘二重证据法’时，

往往将其扩大为‘二重证明法’，乃至滥用”（《“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

《历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梁涛认识稍有不同，“从‘二重证明法’到‘二重证

据法’，王国维的思想实际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至少在表述上更为周严了。既强调地

下材料对纸上材料的证明，也意识到前者对后者还有修正的一面”（《二重证据法：

疑古与释古之间———以近年出土文献研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他进而建议“应当结合出土古书和传世古书，对古书通例进行充分研究，运用‘二

重证据法’穷其流变，对古书的成书和传流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而不能仅

仅局限于古书的真、伪之争”（梁涛、白立超《“二重证据法”与古书的反思》，《清

华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３期），并提出“原型—意义流变说”（梁涛《二重证据法：

疑古与释古之间———以近年出土文献研究为例》）。所论对今后传世及出土古书的利

用把握，多有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