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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故事

勇敢的天问—安提戈涅

古希腊人认为，在人间的法律之上，还有天条〔神律〕，神律才是真正至高无上的。他们把埋葬死者视为神圣的义务，特别是死者亲人的义务。死者得不到埋葬，便不能渡过冥间，前往冥土，就无法得到下界鬼魂的尊敬。在这里，埋葬死者就是神圣的天条〔神律〕。

这时候，有一位美丽的少女——波吕涅刻斯的妹妹安提戈涅，勇敢地从人群中站出来，拨开众士兵的阻拦，来到兄长遗体前，跪在哥哥身边，抚摸着他，无助地哭泣着，“她大声哭喊，像鸟儿看见窝儿空了，雏儿丢了，在悲哀中发出锋利声音。她也是这样：她看见尸体露了出来，就放声大哭，对那些拂去沙子的人发出凶恶的诅咒，她立即捧了些干沙，高高举起一只精制的铜壶，奠了三次酒水敬礼死者。〞安提戈涅在士兵的刀剑下，在众目睽睽之下，按照古老的习俗，祭奠和安葬了她的哥哥。

看守尸体的士兵们可能也对国王的命令心怀不满，没有人出来认真地阻止安提格涅这样做，也没有按照国王指令乱石砸死她，只是职责所在，不得不拘捕了她，把她带到国王面前。安提戈涅胆敢藐视人间的法令，“以身试法〞，克端翁王自然非常愤怒。克瑞翁低头望转她，问：“成认不成认这件事是你做的？〞安提戈涅：“我成认是我做的，并不否认。〞克瑞翁：“你知道有禁葬的命令吗?〞安提戈涅：“当然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这是公布了的。〞

克瑞翁：“你敢违背我的法令吗？安提戈涅：“我敢！为什么不敢？你说的话也能算是法律吗？宙斯从来没有向我们宣布过这样的法律，正义之神也没有制定过这样的法令让人们遵守，一个凡人的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律条吗？它不是今天和昨天才出现的，而是永久的！我不会因为害伯别人而违背天条，我不愿意在神的面前受到惩罚。我知道我会死的，我遭遇这命运并不感到痛苦，但是，如果哥哥死后得不到祭奠和埋葬，我才会痛苦，痛苦到到极点！

理屈词穷的国王暴怒之下把安提戈涅囚禁于石窟。在“忒拜城的先知〞忒瑞西阿斯和由忒拜城长老十五人组成的“歌队〞的劝说之下，克端翁王有所觉悟，准备“先葬尸体，后赦死囚〞。可惜悲剧就在这时发生，安提戈涅“站在祭坛前面，用锋利的祭刀自杀〞，好不迟疑地、勇敢地离开了是个罪恶的世界。克端翁追悔莫及，这位终于良心发现的君主不得不懊悔而孤独地活在世上。

这个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通篇渗透着对情理与法理、治权与民意的思考，深刻隽永，耐人寻味。安提戈涅留给世人一个没有定论的悬案：法律是什么？当法律涉及到人的根本权利时，当城邦的律令或统治者的意志与世所公认的“神律〞之间发生冲突时，当人们面对着服从“神律〞还是服从现存的律令的两难选择时，正义站在哪一边？

安提戈涅给出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人间的法律必须符合“神律〞，而神律就是天性和公理。她把国王的世俗权力、法令与世所公认的“神律〞、“天理〞区别开来，告诉人们，国王制定的法律如果违反天性和公理，那它就是恶法，甚至连恶法都算不上，而对于那些伤天害理的恶法，人民没有必要去服从。

这就在统治者的法令之上放上了一个比他更高的神律，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放上了一个第三者，一个无所不能的统治者也不得不顾忌的天条。这就是古希腊的自然法精神，也是西方法学和政治学中所一再阐述的公民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利：“公民不服从〞〔civildisobedience〕。

古希腊的自然法精神只出现于西方社会，它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这种精神在西方也是源源不断地流动着的、承袭着的。中世纪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纳就在他的著作里深刻地阐述了安提戈涅式的神法高于实在法、对世俗权力加以强有力制约的思想。他指出，人民有对抗政府的权利，政府的权力或统治者的权力在获得的过程中不能有瑕疵。正如要惩罚伪造货币的罪犯一样，也要惩罚那些通过不正当途径或的权力的人。对于这种人，人民有权不服从他，甚至可以对抗他、推翻他！

在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心目中，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法，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百姓〞必须无条件服从〔在中国，只有缺乏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的百姓，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统治者始终掌握着对百姓的生杀予夺之权。皇帝是“天子〞，他的命令代表着“天意〞，所有的人都必须无条件地跪倒在皇权的脚下。皇权代表着一切，包括每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没有谁敢去疑心这一点，天经地义；更没有谁敢去违抗最高政治权力下达的命令，违抗的下场谁人不知？

中国是文化传统历来是颂扬“人治〞的，从来没有“法治〞和“法制〞之间作任何区别，虽然也出现过老子的“天道〞说和“无为而治〞思想，出现过孟子宣扬的“天听自我民听、君视自我民视〞、“民贵君轻〞等儒家的“仁政〞思想，但整体给人感觉仍然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式的奉劝，是一种体制内的忠告，甚至是一种书生式的哀求。这种体制内的学说对于皇权专制制度的恶性开展毫无约束性的力量，人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仁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