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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性面对这个世界

1999年是多事的一年，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我自己。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依次对牛津高校、哈佛高校、香港中文高校和台湾的中心探讨院作学术访问。台湾的大地震并未使我惊恐，但人在大自然威力面前的脆弱，人在无助的境况下的无望，仍使我感慨万千。当大陆因为异乎寻常的事务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度和激烈时，我正在太平洋的彼岸埋首苦读，我未共享同仇敌忾，但决非冷眼旁观。我仔细思索，学问分子在重大事变发生时，如何尽自己的职责。

对于新的千禧年和世纪之交，我并不特殊看重。但或许是出于碰巧，我这一年的著述多与历史有关。《蓦然回首》是我对于1966年至1976年10年经验的一部回忆录，《形形色色的造反》则是对同一时段的学术探讨和理性分析，收入“第三代学人自选集”的一书叫做《告辞20世纪》，而另一部文稿则以《直面历史》为书名。历史感应当是学问分子与生俱来的素养，虽然他们在历史上并不特殊重要——尤其在中国。

学者面对有形的外部力气，往往是不堪一击，但有一种内在精神，却无比强韧，从古至今始终贯穿、孕育着人类的精神文明。自学术生涯起先，古希腊晚期的一个事务、一种形象，始终是激励我的源泉。

当罗马军队在公元前212年攻破叙拉古城时，宏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才的独创家阿基米德正面对沙地上的一幅数学图形凝神深思。当罗马士兵将剑高举时，他只是安详地说：“别踩坏了我的图形！”学者并不意味着勇士，更不等同于烈士，但万一不幸处于苦难的时代、凄惨的国度，万一偶发事务突然驾临 ，他会捍卫学术的独立与尊严，哪怕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中国传统学人的志向追求和人生境界是什么呢？我认为，除少数不自量力、一厢情愿者想“为帝王师”外，多数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时至今日放眼望去，状况仍基本如此。当然，也有少数志士仁人，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假如“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并不高（当然一点也不低）的标准不能成为共识，那么学术的发达是没有希望的。

学者好像自然具有理性的禀赋与冷静的气质，但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状况其实不然。罗素在回顾自己一战的经验时，曾经痛心地指出，学人们是多么地短视、盲信、跟风和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剑桥高校，学术精英云集，面临日益靠近的危机，人们立场超脱、见识高远、思想睿智。罗素发起签名运动，很多教授和同事起而响应，坚决主见英国应保持中立，不卷入不正义之战。但斗争刚一爆发，随着政府掀起的斗争歇斯底里和民众的狂热，大多数签名者立刻变成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极端爱国主义者，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被抛到九霄云外，指责政府的人变成政府的斗争政策的坚决拥护者。罗素对此惊异不已，但对于自己该做什么坚决果断，他说：“当斗争来临之际，我觉得好像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我知道我的责任是抗议，不管抗议是否有效。我的整个身心都投入了进去。作为酷爱真理的人，全部交战国的民族主义都使我恶心。作为文化的酷爱者，回复到野蛮主义使我惊讶。”罗素不是基督徒，他所说的上帝的声音，其实发自他的良心。

在90年头，中国学问分子的良知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我现在不是想指斥那些弃学经商，在下海的浪潮中捞一把的人，也不是想揭露那些在化公为私、权钱交易中分一杯羹的人。90年头中国社会的深刻改变，社会心理的急剧动荡，各种冲突的犬牙交织，使得学问分子的社会立场难于定位，守望良知变成一个比“要做好人”或一般地坚持道义立场远为困难的事。良知须要才智支撑。

高度指令性、中心集权型的安排经济已到山穷水尽，超越市场经济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乌托邦早已失败，中国在非常不情愿和反复中起先向市场化转型。这是一个苦痛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贪欲和无耻急剧膨胀，血汗与泪水的控诉不绝于耳，与此同时，新的生产关系、经济交换方式、人际关系和思维习惯也缓慢地形成。现实中的丑恶比比皆是、骇人动目，但问题出在哪里？市场经济是万恶之源，还是斯大林模式改头换面，权力仍旧是社会生活的腐蚀剂？学问分子既要指责批判，又要清理历史，假如责任或罪过能分主次的话，我们是盯住专制权力，还是经济资本？

当学问界意识到社会公正已成为今日中国之重要问题时，问题变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正”，很多人的看法是：在二者中只能择一。

我拒绝这样的立场，我决不认为不公正的根源仅仅是市场经济。

我的阅历告知我，在60和70年头，当一切自发的经济活动萌芽都被扼杀时，根本谈不上公正，虽然在表面上，大家同样地一贫如洗。我当然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正问题，而且很严峻，但我决不认为当今发达社会中的公正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的问题。

作为负责任的学者，我们应当追问和探讨：究竟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公正和正义？

我不满意于业余水平的回答，于是在两三年前转入政治哲学领域。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