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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罗马公共卫生系统看现代卫生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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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罗马历史上三次大瘟疫曾造成巨大的损失，传染病频发与自然环境的破坏、交通运输的发展、城市规划与市民习惯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瘟疫导致了人口骤降、政治混乱、经济衰退，亦阻断了东罗马帝国的中兴。这些变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乃至人类的历史。对于古罗马瘟疫情况的研究，有利于推进现代卫生事业的进展。

关键词：罗马帝国;大瘟疫;查士丁尼瘟疫;社会影响

罗马帝国兴盛与衰亡的历史一向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无数领域令后世史家皓首穷经。除了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传统领域的探析以外，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起源于古典史家的记述历史的传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大量材料，让我们得以窥得那个时代更为细微的样貌，例如社会生活、公共设施、疾病的传播与防控等各个方面。

历史并非是故纸堆中绝对理论性的研究，对于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历史研究同样可以提供借鉴。在非典流行之后，我国史学界对于医学史、疾病史的重视明显提高，积极发掘以往疾病传播的历史，为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学术支援。近期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更为史学界敲响警钟。本文试图从古罗马历史上三次大规模传染病的影响与应对手段入手，为现代公共卫生设施与传染病防控手段提供经验借鉴。

一、第三次大瘟疫概况

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共发生过三次重大的瘟疫，分别为发生于165年的安东尼瘟疫、249—262年间的西普里安瘟疫、541—543年爆发，后续持续到749年的查士丁尼瘟疫。这三次瘟疫的爆发均影响着政治、经济、宗教、民生等方面，使帝国命运产生了深远的改变。过去史学界认为影响罗马命运的主角是：皇帝、蛮族、将军、军士、奴隶;现在一些学者从另一角度认识到其实“非人因素”其实更具有决定性：细菌、病毒、火山、太阳黑子周期。换言之，气候变迁与疾病瘟疫，才是决定剧本的匿名作者，将相英雄只是棋子，棋盘的变化决定着棋子的命运。过去的“棋子史观”恐怕要重新思考了，细菌、病毒、气候的威力，远比人们曾经以为的更深刻。

公元前200—公元150年，全新世晚期的一段气候时期被称为“罗马处于气候最优期”（RomanClimateOptimum，以下简称气候最优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环境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着稳定状态，地中海周边降水量较大，温度较高，适宜于人类居住和农作物的生长。虽然南部旱情始终困扰着人们，但帝国内部的水利工程建设缓解了这一困境。

然而很快罗马就进入了气候过渡期，降水量减少，水面连年降低，前期城市建设过程中对周边山体植被无节制破坏的恶果初露端倪。自然环境恶化或许不足以导致罗马成为一个瘟疫肆虐的地方，但社会生活与城市建设中的问题令其成为了细菌传播的温室。繁荣的对外贸易与通达的国内交通环境共同构成了疾病传播的“高速公路”，洗浴文化的盛行、公共厕所的不卫生以及罗马人对于公共生活的热衷态度，种种因素综合，在那个没有细菌理论的年代，大规模传染病的爆发几乎可说是一种必然。

皇帝马可·奥里略（MarcusAurelius，161年——180在位）统治期间，安息国王沃洛盖苏斯（Vologae-sus）向罗马帝国发起战争，罗马军队迎战并追击至塞琉西亞，火烧并洗劫了这座名城。在《阿贝拉编年史》中，有这样的描述：“在帕提亚人战败后，上帝似乎想惩罚发动战争的人们，于是散播了一次可怕的瘟疫，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罗马军队在返回途中不断被瘟疫纠缠困扰，难以自保，士兵人数大幅度下降。他们没时间搬运物资，于是将所有财富留在了帕提亚。”有学者据此断定，安东尼瘟疫是随远征的军队传播至罗马境内的。

但事实上，经过现代科学的研究，这个说法缺乏有力的支撑。更为普遍的看法是，疫情从阿拉伯半岛开始，沿着贸易繁荣的红海轴线传播。与此相关的证据是阿里斯蒂德的患病经历。此人是当时罗马最著名的演说家之一。据记载，阿里斯蒂德住在土卖那的郊区时，一场瘟疫感染了他所有的邻居和奴隶，最后他自己也感染了这种疾病。在其它史料中，也有罗马人对于北非爆发瘟疫的记载。

瘟疫由东向西加速蔓延，波及范围之广，造成影响之大，震惊了当时的观察者们。“一场瘟疫爆发了，这是目前为止我所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罗马帝国，每天有2000人死于瘟疫的感染。受到瘟疫影响的不只是城市中的人，帝国所有的区域都受到了这次瘟疫的影响。”“由于罗马城内汇集了大量来自各地的居民，城市十分拥挤，故而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瘟疫的后续爆发持续了很久，大量居民与家畜因瘟疫而死亡。在医生的建议下，皇帝康茂德（Commodus）离开罗马前往洛兰图姆（Laurentum）避疫。”

对于安东尼瘟疫的记载较少，且缺乏考古证据。时人作品大多文学性较强，存在诸多相互矛盾之处，真实性难以考证，故而对于这次瘟疫的病原体尚未确定。大部分学者认为病原体的高度嫌疑者是天花。根据盖伦（Claudi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