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道雷对文化霸权的新发展-文化全球化.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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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道雷对文化霸权的新发展

文化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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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霸权通过文化传播而扩散，因此霸权对理解文化和权力的关系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参照约翰·斯道雷的霸权观，指出文化霸权渗透并不等于意识形态的渗透;并提出文化多样性发展趋势中文化民族性发展的必然性，以及各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冲突使彼此间的特点更加鲜明、突出、有意义。

论文关键词：文化霸权，文化，权力，文化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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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霸权”的理论渊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文化版图和社会文化形态均发生了巨大变化。21世纪的竞争不再是经济、军事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在国内，诠释文化研究理论的刘岩教授以及王晓路教授在《从两个批评模式看文化研究的理论视域》一文中提出，“文化研究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以跨学科知识学方式诠释社会现实的学术前沿阵地，对人文学术各个分支固有的研究模式，均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影响[…]这是全球政治文化版图和社会文化形态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1]。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敏锐地认识到文化对社会的再组织和再构造作用。追根溯源，1960年代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Birmingham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的成立为文化研究的发展带来一个风气大开的时代。其代表人物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以及E.P.汤普森(E.P.Thompson)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修正，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的主张，强调文化主体与文化生产在当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将大众文化以及霸权作为主要的研究客体。师从该中心“创始三元老”之一米歇尔·格林（MichaelGreen）的约翰·斯道雷（JohnStorey）在此基础上提出，各国学者应从批判角度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点，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将文化消费与全球化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他所阐述的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的关系，文化消费和全球化的关系以及文化和权力的关系为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

二、约翰·斯道雷：基于文化研究理论的“霸权”

约翰·斯道雷在《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研究》一书中文化全球化，旨在通过文化理论的运用，清晰地勾勒出英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脉络。他将文化研究的领域扩展到了电视、小说、电影、报纸杂志、流行音乐、日常消费以及全球化的文本及实践。他突破性地将文化消费与全球化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在论述过程中力求保持公正的立场，而把评判的标准转移到读者身上，引导读者的批判式阅读。

约翰·斯道雷认为文化是社会的文化，也是大众的文化。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社会意义与价值、一个表意的系统被提到了瞩目的位置，它的意义在生产、传播和消费中生成[2]，被应用在日常生活的消费实践中。斯道雷对广大读者的重要启示在于：在文化的核心主题中思考文化与权力的关系[3]。霸权通过文化的生产而产生，通过文化的传播而扩散，通过文化的消费而渗透，因此霸权对理解文化和权力的关系起着重要作用。由于文化是争夺权力以及反抗霸权的领域，所以，文化全球化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普及形式，它的意义的制造也纠缠于权力关系之中，并处在不断的运动、解构与重建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的传播始终不能脱离人类工业化社会的大前提[4]——文化景观中总是裹藏着经济的动因——正是由于生产者的大量复制以及生产者背后机器的大量复制，才促成了大众文化在广度的普及与传播，而意义的流传使得霸权得以传播，由此助长了受众对大众文化的心理诉求和感情依赖。然而，斯道雷认同斯图亚特·霍尔文化替“沉默者”发声的观点[5]，并指出文化研究领域是边缘人士诉求与呼喊的阵地，其目的是实现文化的多元性[6]。他敏锐地指出，作为大众文化构建力量的主体，人民大众以各种大众文化为基础，构建了各自的身份特征[7]。

文化研究的主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及大众传媒；2.身份问题；3.日常消费与全球化。斯道雷所关注的是在霸权争夺中的文化全球化。“从1985年至今，斯道雷一直在潜心研读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意大利共产党员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霸权理论,致力于霸权理论与当代大众文化及文化理论之间的有效耦合”[8]。作为1970年代进入到英语世界的葛兰西霸权理论对英国文化研究领域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提出了整合框架站。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坚持认为，霸权是一个冲突而复杂的过程，其间居支配地位的集团或者社会阶级不仅仅靠压制而且靠认同、引导，强化支配与从属关系的意义。在一个霸权情势中，从属集团显现为积极支持与接受将它们融入到占优势的权力结构之中的各种价值、理想、目标等，显示出对霸权的高度认同以及流动不居的特色。需要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