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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太宰治文学前期到中期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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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太宰治文学前期到中期的转变

论文关键词：太宰治文学

太宰治的文学创作生涯通常被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从1932年开始创作的《回忆》开始，至1937年发表的《HUMANLOST》，作家自称这五年为“排除与反抗”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格调灰暗，带有较强的颓废色彩，作品中主要描写了作者在青春时期的苦恼与不安。中期始于1938年的《结愿》，到1945年的《惜别》、《御伽草纸》，是所谓“安定与开花”的时期。这段时间的作品与前期明显不同，文风健康、明快，作品主题也大都乐观、向上。后期是太宰治被称作“新戏作派”作家的战后三年，从1945年的《潘多拉的神盒》到1948年的《失去作人的资格》、《再见》。此时的作品再度呈现出虚无与颓废的特点，与前期文学有着相似之处。

几乎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同一作家不同时期的风格与表现手法也会有所差异。但太宰治前期到中期作品风格的转变之大在其他作家的身上尚不多见。这种转变始于1938年发表的《结愿》，随后推出的《富岳百景》、《新树之语》、《奔跑吧！梅洛斯》等，也不断地展示了其创作上新的倾向。评论家们认为新的文风“明快、平和”（奥野健男）、“健康、达观，充满了对人生的温暖的热爱”（龟井胜一郎）、“慰藉心灵的路旁之花”（丰岛与志雄）（1）。在这些新作里，很难再看到前期的语言表达上的晦涩、思维的近乎错乱、充满激情的宣泄。从作品的表现手法上看，前期的《晚年》、《虚构的彷徨》、《二十世纪旗手》等作品属于大胆的实验性的前卫小说，而中期的《富岳百景》、《奔跑吧！梅洛斯》等名作中体现出的是在艺术表达上近乎完美的水准与境界。

那么，前期与中期之间在风格上如此之大的转变，是如何发生又具有什么样的背景与原因呢？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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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决心从事文学工作的太宰治开始创作《回忆》。这部处女作是作为“我幼年及少年时代的告白”（2）而写成的，它叙述了太宰治因深深的自卑而产生的苦恼、要强于他人的贵族意识、为掩饰被家人及同学排斥而强作出来的幽默、对弱者的同情、深藏于内心的宿命观等。此后一系列的前期作品也大多具有这样的风格，作品中的人物也多是作者本人思想的代言人，诉说着作者对青春时期丧失自我和否定自我的彷徨，以及对世俗进行的叛逆和反击。

奥野健男在《太宰治论》中指出，太宰治前期作品的基调是一种“反定立的精神”。正是从这种叛逆意识中，作者产生了前期的虚无颓废与自我否定。可以说，太宰治的文学精神（反叛意识与自我否定）萌芽于他特殊的身世与青春时期的经历，并在其创作生涯的前期基本形成，而后对他中后期的创作活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37年起，太宰治经历了一年半左右的沉默时期。但于次年复出的太宰治却以不同的形象再现于文坛。他发表了数篇完全不同于前期风格的作品，并自此步入了“安定与开花”的创作高峰期，推出了许多健康、明快的佳作。其中，《奔跑吧！梅洛斯》还被选入了日本初中的国语教科书。那么，他的文学创作风格发生如此巨大变化原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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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野健男认为太宰治创作风格转变的原因有二：一是太宰治被送入精神病院事件，二是住院期间妻子初代与别人私通。这些在太宰治的自传式作品《东京八景》中已有介绍，并已得到学界的认同。此外，鹤谷健三认为，太宰治对自己以往的文学表现手法的怀疑与不安也是其中期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它是由“芥川文学奖”落选事件引起的。1935年，太宰治凭作品《逆行》入选“芥川文学奖”候补，并对获奖寄予厚望。但结果石川达三的《苍氓》获得第一名，太宰治仅居次席。自负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并在1937年发表的作品《地球图》的序言中表示了不满，认为自己受到了新闻界不公的冷遇，作品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关于创作手法，他认为自己以往的作品过于雅致，未曾为迎合读者而作过通俗的说明与加工。但事实上，这种真正的艺术作品却如同对牛弹琴。于是，他对前期的前卫性文学表现方法开始表示怀疑，并试图改变。

除了上述三点原因以外，笔者认为当时的外部环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从时代背景来看，1937年正值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在战争期间，政府对文化的干涉与管制也随着同年7月爆发的“芦沟桥事变”愈演愈烈。当局极力鼓吹“国策文学”，这使讴歌军国主义的御用文人得到重用，而不利于战争宣传的文学作品却受到打压。如作家岛木健作的《再建》与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在当时都被政府禁止发行。在这种言论管制、思想镇压的大环境下，只有少数作家巧妙地避开政治上的敏感地带，进行了纯艺术上的创作，从而使文学生命得以继续。太宰治此前的作品由于大多格调灰暗，充斥着自我否定、自我破坏的色彩，这当然不符合军国主义政府进行战争宣传的要求。因此，他只得与其他少数作家一样，要么改变风格取材，要么终止文学创作。于是，太宰治创作了一系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