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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伤理论的现实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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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一

摘要：杰弗里·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将创伤看作一个文体，重点不在创伤事件本身，而在于对创伤的意义重建，他注重创伤对群体的影响，指出应建构出成功的创伤叙事结构，从而扩大对群体的影响范围，并使得创伤的道德教训得以制度化。运用文化创伤理论解读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在关注其社会化过程的同时，更应当注重该创伤事件的归宿，应建构出成功的道德机制和教训制度，使创伤得以常规化。

关键词：文化创伤;创伤建构;文化社会学;重庆公交坠江事件

：978-7-80736-771-O（2019）03-113-02

一、文化创伤理论之意义指向

杰弗里·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看重创伤事件之后所经历的社会文化建构过程及其产生的结果，他认为集体创伤不是由于创伤事件本身导致的，而在于创伤事件的社会化过程。“正是意义，而不是事件本身，带给人们震惊与恐惧的感觉。意义的结构是否遭遇不稳定或惊吓，并不是事件本身的结果，而是社会文化过程的结果。它是人类能动性操作的结果，是新的文化分类成功驾驭的结果。”[1]（P92）

因此在文化创伤理论的建构中，创伤在社会过程中的演变就显得极为重要。在这样一个社会过程中，亚历山大描述到，需要有承载群体（即传播创伤事件的人）去制造创伤意义，从而传播给整个社会群体。而想要成功地构建出创伤的集体再现过程，就需要清晰地搞清楚创伤事件痛苦的本质、受害者的性质、受害者与集体受众之间的关系以及事件的责仟归因。

亚历山大对于犹太大屠杀的阐释，是他的文化创伤理论的一个典型的运用。在历史的进程中，犹太大屠杀首先被建构为进步叙事，犹太大屠杀更多地被看作以纳粹主义所作的恶而存在，重点不在于犹太种族被屠杀，犹太人的精神创伤也没有被主要呈现出来，反而是趋向浅化。建构犹太大屠杀的叙事体系的主体是美国，因大多数美国人无法对犹太人的精神创伤感同身受，美国在二战后所做出的努力，便是浅化大屠杀的存在，从而致力于对“恶”的排除，以及积极引导人们走向光明的“新世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犹太大屠杀作为一个典型事件独立了出来，不再作为纳粹主义的恶而存在。犹太大屠杀最终被理解为极恶的典型，继而重点回归到犹太人的精神创伤上，并扩大到全人类的精神创伤之上，各类纪念仪式、活动展丌，犹太大屠杀所蕴含更为本体的真实意义逐渐回归。

而在中国发生的同样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程度却比不上犹太大屠杀。对于南京大屠杀，中国民众更多的感触在于每年的国家公祭日，人们似乎更容易为受难的死者及家属抱以同情，但不会考虑口本当年的侵略违背了何种道德规则，应当受到怎样的惩罚，以及如果以后发生类似性质的事情时应当如何应对。作为一件极具反思意义的创伤事件，在国外看来还是一个模糊的叙事，甚至口本仍未承认此事件的真实存在。在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的启示下，提醒我们在纪念的同时，应当清楚地建构出揭示真实性的叙事模型，从而为人类世界的运行规则提供启示意义，也使之更长久地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为其反省与深思。

杰弗里·亚历山大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更希望看到创伤事件能成为一个内部结构较为明确的叙事，从而能进行大范罔地传播，能给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以警醒，从而让每一份创伤都能一直得到纪念，并能使人们更加清楚道德责任、更加地团结，使未来社会能发展地更为良好。

二、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创伤的不断重构

文化创伤理论是从创伤事件的重构、传播与影响的角度来看待创伤事件的，从这一角度看待社会生活中的创伤事件，能够带来新的启示与现实意义。

去年10月28日发生的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是一个新闻热点，其事件的进展及民众对其的反应过程，用文化创伤理论来分析，是一个典型性的创伤事件的社会化过程。在重庆公交坠江这一新闻刚出现在大众视野的时候，人们首先看到的是重庆万州公安发布的警情通报，描述如下：重庆市万州区一大巴车在万州长江二桥桥面与小轿车发生碰撞后，大巴车坠人江中。此时警方还未调查清楚事情的原由，只是把已知的事件状况通报出来。

但随后多家媒体将矛头指向小轿车女司机，发布诸如“小轎车女司机因逆行导致大巴车被撞坠江”、“小轿车女司机穿高跟鞋驾驶导致悲剧发生”等“新闻”，导致群众将事故焦点放在小轿车女司机身上，大范罔地对女司机进行言语责备甚至人肉攻山。这些新闻媒体发布的内容是无根无据的，但是大众很容易跟随舆论导向，因此会造成这种偏激并滑稽的行为产生。这就是亚历山大所说的制度场域媒介的影响，这一过程是进入了大众传媒场域。大众传媒在报道新闻时应当保持观点的客观性，但为了吸引读者，不良媒体就会抓取创伤事件中的某一个点，进行渲染和隐晦的导向，截取片断，夸大事实，甚至会颠倒“受害者”和“施罪者”，从而将创伤事件的再现过程变得偏离事实的真相。

当口下午5时，重庆万州公安发布了一条新的警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