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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辽东冠服仪锋考述 《明宫皇冠仪征图》（又名《中东冠服》2种、《明宫冠服》3种）是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信息中心收藏的早期明朝彩画的原稿和抄本。这些手稿包括高石奇和郑振铎的旧藏书。 在入藏图书数据中心前,稿本即已被线装成册。全书共一函6册,书高36.3cm,宽21.5cm。墨印版框高24.8cm,宽17.4cm。 6册稿本中1、3、4册为四周双边,书口有上单鱼尾(图1),手绘彩图与文字页同, 文字墨书半页9行,每行21字,小字双行。 2、5、6册为四周双边,书口无鱼尾(图2),为折口,内容全部为手绘彩图,缺文字表述。全书共有手绘彩图318幅,其中冠服图233幅,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和精华所在。另有祭器图1幅,大射图28幅, 仪仗图56幅。手绘彩图中,在框内图旁题有图名,但也有许多图上并未题写图名或图名缺损,需要与相对应的文字表述对照,加以理解。书中钤有“高士奇图书记”篆书长方形章“、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 行书方形章和“长乐郑氏藏书之印”篆书长方形章。高士奇,清代著名学者,供奉内廷,官至礼部侍郎。他学识渊博,能诗文,擅书法,精考证,善鉴赏,所藏书画甚富。郑振铎先生,福建长乐县人,“西谛”是他的笔名。抗日战争时期,他为抢救祖国传统文化,保护古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逝世后,他的藏书已由其亲属全部捐献给国家,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并有《西谛书目》刊行。根据藏书印章推测,郑氏之后此书又被康生收藏,书中首册首页钤有行书体 “康生之章” 为证。1978年“拨乱反正”后,国家文物局曾主持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康生所藏文物古籍的展览,这部明代冠服仪仗图的稿本是其中展出的展品之一。 当时,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曾将此稿本复印了一份黑白样留存,入藏故宫图书馆, 并题名为《中东宫冠服》,后逐渐被社会有关学者所知。而此书稿本原件由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拨交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北京市文物局的前身),现为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作为专藏,妥善保存。2002年,该稿本被著录于北京市文物局主编、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文物精粹大系·古籍善本卷》图七十三, 定名为《明宫冠服》。 为了响应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 “进一步加强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的精神,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于2009年开始着手馆藏古籍的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建设,《明宫冠服仪仗图》稿本的整理、研究就是其中之一项。 经过对稿本的认真检视,我们发现, 稿本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版式。虽然都是墨印版框四周双边,但6册中的第1、3、 4册书口有上单鱼尾,下注页码;而第2、5、6册书口为白口,没有上单鱼尾,并且页码标注于版框之外。不仅如此,稿本图版上的页码顺序,也是较为混乱的。 稿本的部分手绘彩图有对应的文字表述,还有部分没有对应的文字表述。这种种情况第一说明此书的版本需要甄别鉴定,第二,稿本应该是不完整的残本。 如果依原样彩印出版,势必给读者的阅读理解造成困难。基于这样的考虑, 我们对馆藏稿本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整理,尽可能地解决稿本中存在的问题和疑点,以期对读者的阅读理解有所裨益。 一、 《明史明宫冠服仪地震图》的会典记 在整理研究本书稿本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表现冠服制度的手绘彩图和文字表述,到底产生在明代的什么时期,什么年代,它在形成明代冠服礼仪制度完整体系的过程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稿本中关于冠服制度的文字表述, 内容包括:中宫冠服(即皇后冠服)、东宫冠服(即皇太子冠服)、亲王冠服、世子冠服、郡王冠服、东宫皇太子妃冠服、 皇妃冠服、亲王妃冠服、公主冠服、郡王妃冠服、郡主冠服等。我们将这部分稿本文字表述与明万历年间申时行奉敕重修的《大明会典》中的文字表述进行比对,发现我中心所存《明宫冠服仪仗图》稿本的图文,与《大明会典》的相关章节文字完全一致,4而且稿本的绘图多于《大明会典》的线图。《大明会典》 的著者申时行把这些几乎完全一致的部分,确定为“永乐三年”定制。那么,申时行的时间判定的根据又是什么呢?经查阅古籍文献,在明万历六年刻本,由江浙左史劳堪所著的《宪章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二十一“国朝书”条内有这样的记载:“永乐三年冬十月,…… 礼部进 冕服卤簿仪仗图,并 洪武礼制、 礼仪定式、 礼制集要、 稽古定制 等书。上曰:‘议礼制度国家大典,前代损益固宜参考,祖宗成宪不可更改,即命颁之所司,永为仪式。’” 此处“上曰”指的是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所说。之后,我们又进一步查阅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本《明实录》第七册《明太宗实录》卷四十七永乐三年冬十月壬午条,其中有与劳堪《宪章类编》 基本相同的记载5,证明了《宪章类编》 这段文字,是根据官修《明实录》转引而来的,因此是可靠、可信的。也就是说《,宪章类编》和《明实录》记载了明永乐三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