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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稻作起源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大量野生水稻的发现和考古发现资料不断被证明，中国是世界水稻物种的起源地。可是,在进一步探讨我国稻作起源的具体地区及其族属问题时,目前尚有争议。从其中有重大影响的云南说与长江下游说,都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看来,稻作起源于我国南方,在学术界似乎已经成为公认的历史事实。因此,认为江南是我国栽培稻的发源地,而北方种植的水稻则是从南方传来的,就似乎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其实,愚以为还是有商榷的余地的。从方法论上说,对于考古发现的稻谷资料和野生稻资料,仅仅作地层学、类型学、编年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样作,根本无法排除我国其他地区,例如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历史、就一定比江南地区晚。从历史实践上讲,稻作归根到底是人的事业,而人的一切生产活动又都是社会性的,所以在探讨稻作的起源时,理应充分注意社会历史诸因素的影响及其作用。在这方面,原始人的人工选择和各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稻作起源在我国南方的各种论者,都没有充分注意社会历史诸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所以在具体地落实到一个地点时,对于它的来源、发展及其族属,也就束手无策了。 稻作的起源问题,是一个涉及面比较多的复杂问题。只有把考古发掘、实地调查和历史文献记载等有关资料,作综合的乃致跨学科的全面研究,才可能得出合理的或者比较合理的结论。 从此出发,愚以为我国稻作的创始人是秦之先人大费,发源地是其族居住在今日鲁南、苏北和山东、河南、河北三省的交界地区,时间大约是至少在距今七千八百年。现在简述如下,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大费及其自然人是稻性喜水的一个国际组成部分 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关于稻作的明确记载,最早见于《诗经》和《史记》。 《诗经·鲁颂·宫》篇载: 有稷有黍,有稻有柜。奄有下土,缵禹之绪。 缵,继也;绪,业也。此见郑《笺》,后世无异词。依文义求之,可知鲁国种植的水稻,是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继承下来的。《宫》篇是为“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而作的。周人又是属于有夏系统,所以《诗》云鲁国的种稻事业是从大禹时代继承下来的,决非一般意义上的颂词,而是确实有其事的。这样,我国中原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便可以上溯到大禹时代。 然而,《史记·夏本记》又有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的记载。由此可见,实际传播种稻技术的人就是益,而不是禹。益,一称伯益,又作后益和化益,《史记·秦本记》作伯翳,盖古音通假故也。依照《秦本纪》的记载,大费因为佐舜调驯鸟兽,成绩卓著,始有“伯翳”之称。这就是说,伯翳的本称为大费。 司马迁十岁能诵古文,二十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后继任太史令,又有“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供其饱览。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费受禹的委托推广种植水稻之说,尽管从历史年代上说是比较晚出,但是决非无稽之谈。 禹作为当时中原地区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专门委托大费大力推广种稻技术,而不委托其他的人,这一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大费是当时的种稻能手,其技术之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这在历史的逻辑推理上讲是毫无疑义的,实际上也是如此。 “稻生于水,而不能生于湍濑之流”,见载于《淮南子·说山训》。事实上,稻性喜水的特点.是早被人知的,只是见于文献所记较晚罢了。周代金文的“稻”字写法就有从水者,是此种历史事实的表现之一。我们知道,在传说中,佐禹治水者,不独大费一人。可是,大禹却偏偏说:“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这难道是随便说说,或者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客套活吗?不。这正是大费及其族人,治水技能之高,远非其他人或者氏族所能比的事实反映。 《山海经·海内经》载:“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又《大荒西经》载:“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郝懿行《笺疏》谓此与《海内经》所载“后土生噎鸣”句“相涉”,袁河《校注》认为黎即后土,“黎所生之噎亦即后土所生之噎鸣”。据此,则噎即噎鸣。 王筠《说文释例》云:“伯益之名,本或取噫义而借用嗌字也。”《说文》谓“嗌”从口益声,古文作“益”。据《广韵》说,“噎,或作咽”,而“咽”依《说文》为“嗌”也,可见噎即益即伯益,也就是大费。《汉书·百官公卿表》和《说文》“嗌”字解均载伯益之“益”的上部为“共”字头,与《海内经》所载共工生噎鸣之义相合。这样,大费及其族人是共工氏的一个分支,便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事实。 在我国的古史传说中,共工氏是以擅长治水著称于世的。共工氏“水处十之七,陆处十之三”。特殊的生活环境,很早就使共工氏成了与洪水作斗争的能手。据《路史·太昊纪》记载,共工氏早在太昊之时就有“振滔洪水”之举。后来,共工氏“任智刑以强”,“伯九有”,“霸九州”,在与洪水作斗争的漫长过程中逐渐锻炼出了一套高超的治水技能,这是不言而喻的。大费及其族人作为共工氏的一个近亲分支,同样具有高强的治水能力,也是理所应当的。大费佐禹治水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