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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武术汉晋简简 字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传承形式，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从公元前17世纪的殷商开始到公元300多年的魏晋时期, 古老的华夏文明用竹木简牍延续了2000多年的时间, 直到造纸术出现后, 简牍才逐渐被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二十世纪初, 西方探险家纷纷进入我国的西北地区并发现汉晋简牍, 揭开了近代简牍帛书出土的序幕。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简牍、帛书、文献发现与整理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从边塞遗址到墓葬、井窖, 出土地点遍布全国各地;从战国到魏晋, 不同时代的简牍、帛书、文献陆续被发现;从文书档案到文献、法令, 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与此相应, 简帛数量也与日俱增。当在我国近代, 地处西北边陲的楼兰、尼雅和甘肃敦煌长城沿线, 出土了大量汉晋简牍时, 人们一下子看到了2000多年前文字书写和书籍制度的实际情况, 成为震动世界的事件。甘肃陆续出土的大量汉简, 总数有6万余枚, 位列全国第一, 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甘肃省武威汉简, 出土数量虽不多, 但却因内容独特, 而更受史学界关注。1996年被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确认了三件“国宝”, 成为简牍学中最有保存和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物。 一、 西汉后期的软件本和史部本 《仪礼》, 简称《礼》, 亦称《礼经》或《士礼》, 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磨嘴子考古发掘, 在一座王莽时期的土洞墓 (编号为6号墓) 中发现了一批《仪礼》简, 共存469枚, 27298字, 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部分完整的包含9篇《仪礼》的手写本经书, 在版本校勘上有极高的价值, 为研究汉代简册制度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这批汉简, 除极少数竹简以外, 绝大部分是木简, 用松木制成。长约50.5-56.5厘米, 宽0.8-1厘米, 每简有60个字左右, 都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据考古工作者认定, 这批简册在入葬以前, 不是为了殉葬而写的, 而是墓主人平时诵读的经书。和《礼仪》简一起出土的还有“日忌杂简”11枚, 其中一枚后书写:“河平□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一行, 河平为西汉成帝年号, 即公元前28-25年, 这说明, 墓主人生活在成帝年间, 他本人可能是所谓文学弟子或文学弟子的老师。 今所存的《仪礼》版本17篇, 在汉初称为礼经、士礼或礼, 为郑玄所注, 贾公彦所疏。这批《仪礼》简共有3本, 甲本木简, 宽0.75厘米, 长55.5-56厘米, 共7篇:《士相见》《月艮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和《泰射》。乙本木简, 宽0.5厘米, 长50.5厘米, 只《服传》一篇。丙本竹简, 宽0.9厘米, 长56.5厘米, 仅《丧服》一篇。甲、乙和丙本不但有木、竹之异, 它们之间的内容也有所异, 甲、乙本是《服传》而丙本是《丧服》经记, 甲本的7篇, 每篇篇首皆题记篇题名和篇次数, 即1篇《士相见之礼》, 2篇《服传》, 3篇《特牲》, 4篇《少牢》, 5篇《有司》, 6篇《燕礼》, 7篇《泰射》。从简册上有削改和阅读的记号看, 是墓主人生前诵读的经书。《仪礼》简与今传郑玄注本和贾公彦疏本比较, 可以看出是未经打乱师法家法、未糅合今古文以前的西汉后 (仓) 氏本, 从篇次上看则不同于大戴 (德) 小戴 (圣) 的家法, 可能是庆 (普) 氏之学。另外, 从3本不同的《服传》和《丧服》篇的比较中, 还可以看出经、记、传的发展和变化。其时代, 以丙本最早, 甲、乙本约在西汉昭、宣之世 (约公元前1世纪中叶) , 其抄写时代可能在西汉晚期。这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 在版本校勘上有较高的价值。它和今存的版本的编次、编题都有所不同。因此, 这批竹木简的主要价值在于: 其一, 它是9篇完整的《礼仪》, 内容包括今存《礼仪》17篇中的7篇, 《服传》篇的两种不同抄本。与传世的《仪礼》相比较, 可看出此系未糅合今、古文以前的后仓氏本, 这对于我们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二, 它不是散乱的残简令札, 而是完整齐全有页码的书册, 是西汉经书的样本, 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手写本经籍, 在版本校勘上有极高的价值, 亦为研究汉代简册制度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其三, 在我国所有出土的简牍中, 它是保存最完整的, 大多数简木色、墨迹如初, 虽稍有残损, 但每一篇首尾俱全, 保存了原书的编题、尾题、页码和顺序。 此外, 这批汉简字体完全用汉隶写成, 摆脱了篆书框架, 笔态扁匀、笔势流畅, 蚕头燕尾、逆入平出、工整秀丽, 具备了成熟汉隶的气质, 被当今书法家奉为奇珍异宝。像这样的《仪礼》简, 实为考古史上不寻常的发现。此简藏甘肃省博物馆。 二、 武汉药物学、针充放电学 我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