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与异的文化19世纪俄国大诗人的中国之旅.docxVIP

异与异的文化19世纪俄国大诗人的中国之旅 “不同”是陌生人，“不同”是遥远的，“不同”是神秘的，“不同”是可靠的，而不。“异”是理想国, “异”是乌托邦。“异”是理解, “异”是误读。“异”是言说他者, “异”亦是言说自我。1 “中国花园”一直是欧洲文学中一个古老的文学母题。中国的亭、台、楼、阁、桥以及中国花瓶、瓷器、丝绸, 乃至“万里长城”、“汉学家的图书馆”2均可以看成“中国花园母题”外延的扩展。“中国花园母题”直接与18世纪中叶风靡于英、法、德等西欧国家的“中国花园热”相关。 俄国的“中国花园热”基本与欧洲同步。“18世纪初开始, 如同欧洲的情况一样, 俄国人也收集瓷器、涂漆的饰物和一切中国艺术品, 生活中充斥着中国的物产;在文学和哲学中也流行起‘想象中的中国’, 把中国视为‘理想之邦’, 书刊上充满中国的信息;宫廷和上层社会热衷于‘中国的情调’, 按照中国风格来装饰、布置皇宫和官邸里的房间, 仿造园林艺术和中国式的建筑, 在皇家园林里设置中国景物。这种热潮持续到19世纪, 甚至更晚;在地域上也由首都扩及外省……”3这种现象既是西欧“中国热”促动的结果, 又是人类对“异”的向往的共同心理使然。 在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与作家文论 (当然, 还有散见于各种笔记、游记等副文学产品中的描述) 中, 附着于上述具体物象的“中国形象”始终没有间断过, 但中国并未成为19世纪俄国作家的诗歌及小说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地。本文仅以19世纪上半期的普希金、果戈理、冈察洛夫的作品与文论为对象对这个问题做些粗浅的探讨。 在大诗人普希金早、中、晚期的作品中连续出现着中国形象。如将其短诗《给娜塔利亚》 (1813) 、《皇村回忆》 (1814) 、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 (1817—1820)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1823—1830) 、短诗《我们一同走吧, 我准备好啦……》 (1829) 、《普加乔夫史》 (1833) 等串联起来, 普希金的“中国系列”便呈现得相当清晰。普希金对中国的描述及他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同17世纪直到19世纪早期整个欧洲都痴迷于“汉风”的“崇洋倾向”相吻合。 普希金在14岁时写下《给娜塔利亚》 (《Послание к Наталье》) 一诗, 其中提到土耳其人、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中国人是“知礼的中国人” (учтивый китаец) 、美国人是“粗鲁的美国佬” (грубый американец) 、德国人是“德国鬼” (немчура) 。在此, 诗人的褒贬显而易见。在弥漫着浓浓俄罗斯风情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 (《Руслан и Людмила》) 中, 鸣响着的是“中国花园母题”的变奏, 即妖巫花园里的中国夜莺。“花园”这一概念通常总与鸣唱的鸟儿联系在一起, 成为一种意象的整体。戈宝权先生认为, 普希金在此诗的第二歌中写下“中国的夜莺在歌唱” (原句为:И свищет соловей китайский во мраке трепетных ветвей.在现有的中译本中“соловей китайский”有两种译法, 即“黄莺”和“中国夜莺”——笔者注) 不是偶然的, 皇村中的各种中国式的建筑与当时在俄国宫廷中间风行的“中国热”相联。4第二歌中这一段对中国花园一气呵成的描写与赞美同《皇村回忆》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Царском Селе》) 所描绘的皇村中国花园的典型景色——山谷、岗坡、流水、和风、树丛、草场、杨柳、瀑布、湖面、月光遥相呼应。在诗人的2369号手稿本中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几行里, “知礼的中国人”的代表就是孔子: [孔夫子]中国的圣贤, 教导我们要尊重青年—— [为防止他们迷途] [不能急于加以责难] [只有他们肩负着希望] [使希望……] 诗行中凸现出来的是圣人坐镇的东方“礼仪之邦”的超拔神韵。在普希金时代, “孔夫子”与“长城”一并成为俄国知识贵族顶礼膜拜的对象。《我们一同走吧, 我准备好啦……》 (《Поедем, я готов;куда бы вы, друзья…》) 与诗人失恋的心境缠绕在一起。它这样提到古老中国的长城: 我们一同走吧, 我准备好啦;朋友们, 无论你们去到哪儿, 凡是你们想去的地方, 到处我都准备跟随着你们走, 只要躲避开我那傲慢的人儿: 哪怕是去到遥远的中国万里长城边, 哪怕是去到喧腾的巴黎, 或者最后就去到那些地方,5 诗面传递给读者的是无可奈何“逃离”的最低线要求, 并非纯粹的访问与观光的渴求。尽管如此, 潜意识中逃离的目的地首选了以万里长城这一美好意象为代表的中国和法兰西文化精华的展示台巴黎。“理想国”均是东西方文明的顶极之地。它们俨然是诗人想当然的宁静之邦。 知礼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