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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代名相董仲舒 董仲舒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思想，以君主为核心的特点，社会结构极其稳定。不能真正认识他的政治思想, 就无法充分表达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要素及其优势。我们试图从这个影响中国数千年的人物身上, 来寻找中国社会根本的思想要素。 对人本身的认识, 是一个阶级确定自己统治方式的重要根据。倒过来说, 我们可以从一个统治者或统治阶级的统治学说和统治方式出发, 来认识这个阶级或个人对人的观点。汉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高峰, 它对人的认识是中华民族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而董仲舒则是一个核心人物。那么董仲舒心里的人或民是什么呢? “天之生人也, 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 义以养其心”和“民无所好, 君无以权也。民无所恶, 君无以畏也”。——这里有两个含义:一是他告诉我们, 人与民是有区别的, 当他说“人”的时候, 是脱离了统治与被统治的范畴, 他把统治与被统治者统一当作一个物类来看待时的所指。这跟我们以前所谈到的“天大地大人亦大”中的人同类。 所以他这里的人, 在义与利的问题上, 不论是统治还是被统治, 是共有的特点, 即在这个问题上强调的是所有的人。二是民, “民无所好, 君无以权也。君无所恶, 君无以畏也”, 是说使民有欲望, 才能治其国。与其说这是一种政治理论, 不如说这是一种政治手段, 他是要统治者有意识地引导民来接受其统治。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董仲舒眼中的“民”就是指与统治者相对的被统治者。这样, 如果我们用现代观点来看, 董仲舒眼中的人, 实际上由“人”与“民”、“君”所共同组成。“民”和“君”加起来还是不完整的“人”, 他说:“《春秋》之法, 以人随君, 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 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 而犹三年称子者, 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 三年不当。三年不当之处而逾年即位者, 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 屈君而伸天, 《春秋》之大义也。”其中共有“人”、“君”、“民”、“臣”, 所以我们说是共同组成。 一、 “义”之于“民” 董仲舒认为:“天之生人也, 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 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 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 心之养也, 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 故养莫重于义, 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这是从政治管理学的角度对管理对象所作的要素分析, 如果说“义”还难以作为十分可确定的要素的话, “利”则是一个十分肯定的要素, 因为人类要维持生存, 维持延续, 就必须有利存在。苏兴《义证》引《禹贡疏》云:“武帝时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 欺谩而善画者尊于朝, 俗皆曰:‘何以孝弟为?多财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杰, 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 父勉其子, 俗之败坏, 乃至于是。”表明义与利在当时的冲突十分严重。但事实上, 如果从利益问题上来看这一现象, 义其实更多的是“君”所需要的, 而利更多的是“民”的需要。因为君要的是统治, 民要的是生存。董仲舒就说得清楚:“夫皇皇求财利, 常恐乏匮者, 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 常恐不能化民者, 大夫之意也。”“今握枣与错金, 以示婴儿, 婴儿必取枣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与千万之珠, 以示野人, 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于人, 小者易知也, 其于大者难见也。今利之于人小而义之于人大者, 无怪民之皆趋利而不趋义也, 固其所暗也。”或者可以说, “君”通过义来获取更大的利, 而“民”则通过已经被“君”控制了的“利”来实践“义”。在这中间最能反映出统治与被统治来, 因为提倡义之重要性, 是为了易于统治, 统治即有大利;而老百姓之去实践义, 更多的是一种被教育、受倡导、甚至被强制条件下的表现。作为一种管理体制, 或者一种政治制度, 管与被管、统治与被统治总是建筑在某个最重要的矛盾要素之上的, 一般来说, 是建立在物质需求与政治需求的矛盾冲突之上, 为了管理或社会的稳定, 于是就得有一个度来平衡和协调这一对矛盾。在管理者处于强势状态时, 比如封建社会, “民”的物质需求总是处在极端的被控制之中, 而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则是处于绝对优先状态下 (民主社会最大的进步, 就在于其统治的基础矛盾有了变化, “民”的物质需求不再是与政治管理相矛盾的一方, 而成为统治者首先要谋求的内容) 。所以千百年来, 封建统治者在如何处理这一对矛盾时费尽了心血。对此, 董仲舒分析说:“奚以知之?今人大有义而甚无利, 虽贫与贱, 尚荣其行, 以自好乐生, 原宪、曾、闵之属是也。人甚有利而大无义, 虽甚富, 则羞辱大恶。恶深, 祸患重, 非立死其罪者, 即旋伤殃忧尔, 莫能以乐生而终其身, 刑戮夭折之民也。夫人有义者, 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 虽富莫能自存。”“说而化之以为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