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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董仲舒的人性与人性 董仲舒是中国西部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生活的年代, 在政治上要求改革汉兴以来“执道任法”的政策, 在思想上要求结束“百家殊方”的局面, 在教育上要求实施服务于思想大一统的教育政策等。董仲舒适应兴革除弊的要求, 继承并发展了先秦的传统儒学, 著《春秋繁露》, 以释《春秋》之微言大义;融百家之长, 以补传统儒学的先天不足。董仲舒使儒学由自成一家而融汇百家, 推动汉武帝倡导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成为现实, 并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 将外在的政治强制引向人们的内在要求, 使西汉的精神风貌在其恢弘博大的思想体系中得以保存和延续。经董仲舒“更化”的新儒学, 更是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上承孔孟, 下启程朱, 对儒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董仲舒早年从学授业, “传经行道”;中年从政“对策”, “学优则仕”;晚年著述育才, “以化治称”。他毕生精思专研、发扬儒学, 主张“通经致用”、“明习文法”。在哲学人性论上, 董仲舒借用“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 以阴阳释性情, 确立了性情的本体地位;以善恶论人性, 阐明了人性与善恶的辩证关系;以“中民之性”为立论基础, 论证了王道教化的必要与可能。在政治上, 董仲舒把儒学“大一统”、“定一尊”的王道政治理论作为汉王朝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帝王行动指南, 兼容法家及阴阳之学, 实施兴革“更化”, 突显了儒学直面现实的外王精神。在教育上, 董仲舒倡导尊崇儒学以统一思想的教育宗旨, 置明师、兴太学、行贡举、广选士, 以天意阴阳及天命人性论为依据, 提出封建纲常教育的内容及方法, 主张重德教、轻刑罚, 极力推行儒家“养士”、“化民”的文教政策, 使儒家的教化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 在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神之“变”“不变”:一种特殊的统计世界 早在先秦时期, 孔孟就从人们日常生活、人生体验的角度论述性情, 但缺乏一定的哲学深度。董仲舒从天道阴阳的角度出发, 对儒家的性情哲学做了形而上的思考和论证, 弥补了经典儒学的不足。 “以阴阳言性, 始于董子。”董仲舒认为, 天与人一样有性情。《易传·系辞上》记载:“一阴一阳之谓道。”董仲舒则认为:“天地之常, 一阴一阳。”天具有阴阳两方面的性质、功能和特征。“天之大道者在阴阳。阳为德, 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同时, 天也有喜好憎恶, 即尊阳而卑阴, 任德而不任刑。“天地之常, 一阴一阳。阳者, 天之德也;阴者, 天之刑也。迹阴阳终岁之行, 以观天之所亲而任。……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 与人相副。以类合之, 天人一也。……与天同者, 大治;与天异者, 大乱。故为人主之道, 莫名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 使喜怒必当义而出, 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 使德之厚于刑也, 如阳之多于阴也。”天和人一样具有性情, 并据此可观察到“天之所亲而任”, 天之所亲、所任表现为阳多于阴、德厚于刑。董仲舒从“天数”———一种宇宙规律的角度论证了人类伦常的贵贱逆顺是天地之情在人世生活中的表现。天, 与人有着同样的性情, 并通过人世生活反映出来。因此, 天人感应才成为可能。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如天之为》中论述:“阴阳之气, 在上天, 亦在人。在人者为好恶喜怒, 在天者为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后、平行而不止, 未尝有所稽留滞郁也。其在人者, 亦宜行而无留, 若四时之条条然也。夫喜怒哀乐之止动也, 此天之所以人性命者。临其时而欲发, 其应亦天应也, 与寒清暖暑之至其时而欲发无异。……人有喜怒哀乐, 犹天之有春夏秋冬也, 喜怒哀乐之至其时而欲发也, 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时而欲出也, 皆天气之然也。”此处, 阴阳并非天所独有, 也不只为人所存, 而是天人际会的共通领域。“阴阳之气, 在上天, 亦在人”, 鲜明地勾勒出天人性情的发生机理及建构基础, “阴阳之气”让天、人发生性情, 同构感应。所谓“阴阳之气”究竟为何物, 董仲舒并未明确交代, 但不能通过知性分析和逻辑推理得出, 而要靠生活体验和人生领悟去把握。 “天地之所生, 谓之性情。性情相与为一瞑, 情亦性也。谓性已善, 奈其情何?故圣人莫谓性善, 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 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 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性情均为天地所生的“天气之然”, 二者同起始、共运行。董仲舒以天地阴阳建构人的性情, 虽然过于简单、直观, 缺乏理论依据, 却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首次在宇宙论基础上论证性情问题。此处, 天人均有性情, 同样合理, 与后世宋明时期一味拒斥情的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 董仲舒对人性的看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旨归始终要落在伦理政治上, 因此, 对人性与善恶关系的合理把握, 为中华民族意识形态的建构、人民伦常生活的发展提供着有力的精神支撑。 人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