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合谋的自然实验阻止合谋的囚徒困境博弈分析对国企监管的启示.docxVIP

防范合谋的自然实验阻止合谋的囚徒困境博弈分析对国企监管的启示 谁来监督和监督时，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制度设计师。对审计师疏于监管会使其利用自己的职权向被审计人寻租合谋、学者们对于如何制约监督审计师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龚启辉等(2006)提出以利益诱使审计师保持诚实,他们认为解决审计合谋的关键是打破CPA等利益相关人从虚假财务信息中获益的关系,使遵守会计准则的收益大于破坏准则的收益。而李洁和刘桂良(2007)则提出加强对审计师的“有效惩罚”是激励其拒绝合谋、恪尽职守出具审计报告的制约因素,并认为以注册会计师的私人财富为抵押,是实现有效惩罚强有力的物质保障机制。王善平和赵国宇(2008)更进一步通过建立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得出奖励审计师不能有效防范审计合谋,但惩罚能有效防范合谋。管亚梅(2009)则提出建立安全保障系数制度来应对审计合谋,由中注协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安全保障系数评级,符合规定安全系数的事务所才有资格承接审计业务:并且上市公司将审计费用交给中注协,由中注协在核实事务所的审计业务无舞弊之后,再将审计费用支付给事务所。朱锦余和雷光勇(2001)从深层制度层面分析认为,审计合谋的原因有行政介入审计事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缺乏审计质量监管、相关法规罚则操作难度大等。并据以提出以下对策:巩固“脱钩改制”成果,大力发展合伙制事务所;建立合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严格质量监管等。叶炜(2006)运用经济学理论,对审计合谋产生的原因做了更为深刻的剖析,指出信息不对称是审计合谋产生的基础,违规成本低和查处力度小促使审计师冒风险合谋,行政介入是导致被动审计合谋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审计市场的无序竞争促成了隐性的审计合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防治审计合谋的几点对策。一些学者与他们持相似观点(雷光勇,2004;叶雪梅,2001;翁建英和章永奎,2009)。IngolfDittmann (1999)分析了委托代理模型中的审计合谋问题,他认为审计成本决定着审计结果的可靠程度,想要得到更准确的审计结果,就要花费更多的成本,即给审计师支付更高的报酬。所以不同可靠程度的审计师和对代理人不同的惩罚力度可以构成多个不同组合。他分析了不同组合下代理人的合谋行为,并给出了委托人不同情况下的最优策略。 让人耳目一新的是,FredKofman和Jacques Lawarree (1996)通过引入第二个审计师,使两个审计师间形成“囚徒困境”,以防范合谋,从而为解决审计合谋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赵新刚等(2003)借鉴此思路,对运用“囚徒困境”来阻止审计合谋作了分析。余玉苗等(2007)则通过建立引入第二个审计师的博弈模型,对阻止审计合谋的条件进行了均衡分析。他们的研究显示,当外部监督惩罚力度强化并且适当的激励机制存在时,双重审计制度有利于降低对审计师的监督成本,而且从多期博弈角度看,这一制度还有利于削弱审计师的“合谋偏好”,最终使双重审计回归到单一审计路线上来。沿着这一思路,考虑到现实实践中,审计师作为社会人,并不单纯只追求经济利益,他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和风险偏好,冒风险去同被审计者合谋,对他来说,会由于良心自责和担惊受怕而遭受效用损失(Cushing,Barry E.1999;Coate Charles J.,1999)。所以在考虑审计师是否会与被审计者合谋时,笔者将加入这一因素。同时考虑到我国国情,国有企业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根据2003年6月16日沪深股市收盘数据,国有股占总股份比重超过50%的上市公司占总数的48%,国有股比重超过25%更是高达81%,这意味着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为国家控股。国家控股意味着公司的大股东是国家,而在我国代表国家行使大股东权力的是国资部门。对国资部门的负责人来说,监管企业、防范合谋,其利益除了收缴被企业经理舞弊私吞了的信息租金之外,一个重要的利益是通过查处合谋而获得良好的政绩。 进一步对我国这一特殊的审计合谋制度环境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上存在严重的缺陷。从内部治理机制上看,当公司向巨型化发展时,会出现“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现象(Berle A.A.,1932),从而使得持股分散的外部所有者或股东并不真正拥有决定权,对公司审计机构的聘任实质上是由公司管理者做出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往往经不住利益的诱惑和公司管理层的压力而丧失独立性,并与经营者进行审计合谋。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基本上是国有企业,这一问题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作为掌握公司最终控制权的国家,对公司的控制一方面表现为行政上的“超强控制”,另一方面表现为产权上的“超弱控制”,而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公司经理人员可以利用政府对产权的“超弱控制”追求个人高收入、高在职消费及进行报表操纵和审计合谋,又可以利用政府行政上的“超强控制”推卸责任。从外部治理机制上